近年来，在众多城市和工厂密布的珠三角地区，天空经常灰蒙蒙一片，大气能见度很差。

很多市民可能并不清楚，棕色云团正是能见度下降的“罪魁祸首”：棕色云团中的一些微小颗粒，会吸收阳光，或者将部分阳光反射回大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棕色云团报告就显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广州的日光强度已经下降了五分之一以上。

北京大学环境系教授张远航及其同事在珠三角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珠三角空气有很多污染物，其中那些粒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PM2.5），是造成能见度衰退的主要因素。而中国现行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中，却没有关于PM2.5的规定。我们每天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看到的空气质量日报中所谓的“可吸入颗粒物”，仅指那些粒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PM1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指出，每立方米PM2.5的浓度如果上升20微克的话，中国和印度每年就会有约34万人死亡。即使按照折中的估计，棕色云团相关的PM2.5所致经济损失，也将分别占到中国GDP的3.6%以及印度GDP的2.2%。

除了影响空气质量和人类健康，棕色云团还可能影响气候。在很多情况下，棕色云团与全球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交织在一起，正在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系统产生极大影响。

此外，棕色云团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硫酸盐等多种成分可以降温。而黑碳的成分正在加快喜马拉雅等地冰川的融化速度，因为黑碳沉降在冰雪上，会使冰雪颜色变暗，吸收热量的能力增强；黑碳还会加热空气。这些因素，都使得冰川融化加速。

然而，棕色云团对整个气候系统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比这复杂得多。它可以通过反射阳光和吸收热量减缓全球气温上升的幅度。如果棕色云团一夜之间消失。全球气温可能迅速上升多达2度，而这正是一些科学家认为地球还能容忍的最大升温幅度。

全世界尚未开采的煤层有几万亿吨。目前看来，要利用藏在煤层中的大部分煤，似乎还很遥远。但是，地下煤气化技术有可能会改变这一现状。

该技术是在无法用常规方法开采，更无法在深层煤缝中点火的情况下通过钻孔向里面泵入空气或氧气和水蒸气，使煤层燃烧几年。燃烧所产生的高温和压力使煤氧化，分解成二氧化碳和可燃烧气体（主要是甲烷和氢气）的混合物。这些混合物可以在地层表面收集起来放进天然气涡轮机燃烧发电。

煤的气化技术早已出现，现在开采的方法是把煤放在高压容器里加热，使它变成像天然气那样的气体。如果在地下进行这种气化，工程师们认为成本可以降低一半。这一技术可以把煤的成本低的特性和天然气利用率高的特性结合在一起。

研究人员还认为该技术不污染环境，燃烧产生的灰和煤渣留在了地下。而且由于混合体都得经过一根管子出来，所以像二氧化碳这样不需要的成分可以用很低的代价分离出来，并且也许还可以注回到地下燃烧后留下的洞穴中。

当然，这一方法也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地下的情况和在煤缝上钻的许多洞，地火就可能会窜出来，或者冒出地面的混合气体的数量和质量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

该技术最直接的危险是，它可能会污染地下水资源。目前进行的试验性燃烧已经产生致癌物——苯和酚，在洛基山的一个试验场需要花500万美元清除这些致癌物质。即使这些有毒化学物质不扩散，它们也会毒化煤缝里面的水。

国际能源机构认为，全世界已知的“能回收”的煤的储藏量虽大约是1万亿吨。但是，地下煤气化很可能把“可回收”的煤的储藏量增加到大约6万亿吨。把它们全部燃烧完全会使从化石燃料中排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总量增加到目前的20倍，对气候的影响竟比科学家预计的最糟糕的情况还要糟糕。

开车去公司上班晚了，没停车位；晚上下班回家晚了，没停车位；周末带家人到郊区游玩，没停车位……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伴随而来的停车难问题也成了S市有车族的最大困扰。据S市公安、交通、房管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S市中心城区停车泊位大约78万个，缺口高达36.7万个，缺口比例为32%。其中，居住小区车位缺口27.2万个，缺口比例37%；办公、商业车位缺口10.4万个，缺口比例26%。目前，市政府正在进行《S市停车场（库）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为提高政府规章制定的公众参与度，进一步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市政府法制办要向市民和各有关单位公开征求意见，并于2014年8月中下旬召开《S市停车场（库）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

《拿破仑法典》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它第一次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奠定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法律基础。除总则外，共有3编2281条。第一编是人法，规定了民事权利主体；第二编是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第三编是关于取得所有权的方法。从内容和结构来看，法典的核心是财产关系，即所有制问题。恩格斯说，它把在消灭了封建专制主义之后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译成了法律语言，他把这部法典称作“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以为这部法典虽然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但他并未直接参与法典的制定，原因是他正四处征战，无暇顾及，只是下令而已。这个误解同法国史书对拿破仑辉煌战绩的片面描述以及法国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对他赫赫战功的过度渲染有关。实际上，拿破仑不仅下令而且直接、积极参与了法典的制定。他于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执政府，翌年就成立了“民法起草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委员会按期完成民法草案，经大理院和上诉院研究修改后，提交参政院讨论修改。参政院围绕草案召开了102次讨论会，拿破仑参加了97次。法典最后经立法院一致通过，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实施。最初定名为《法国民法典》，1807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

1816年又改称为《民法典》，1852年再度改称为《拿破仑法典》，但从1870年以后，习惯上一直沿用《法国民法典》的名称。这部法典之所以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走到哪里，就把这部法典带到哪里，他通过法典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全欧洲。拿破仑并非一介武夫，他深知，同欧洲封建同盟的殊死搏斗不仅要靠军事力量，更要靠资产阶级法律这无比锐利的武器。他为锻造了这样的武器而感到自豪。

有人认为拿破仑是个实用主义者，对理论一窍不通，因此《拿破仑法典》只是一种法律工具，根本没有理论价值。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早于法国，革命后又经历了长期的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特别是1660年还发生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比英国晚100多年，但比英国更彻底，原因就在于其理论准备更充分，从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时期准备了数百年。启蒙运动的中心是在法国，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也就表现得更成熟，《拿破仑法典》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