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B市住户抽样调查显示，1985年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5元，到1994年，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10503元，九年间年均增长20.8%。随后又经过了六年时间，至2000年，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906元，六年间年均增长12.2%。至2004年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596元，比1985年增长13.4倍，年均增长1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7.0%。2009年该市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9245元，比2005年增长了36.1%。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1473亿美元，到了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CDP）达到32801亿美元，2000年，我国GDP超过意大利，位于世界第六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3%，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5.7%，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3.1%，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3.1%，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0.2%。2005年，我国GDP超过英国与法国，位于世界第四位，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1%，比2000年提高了5.8个百分点。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49.3%，接近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比2000年提高近一倍；是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5%，比2000年提高了17.4个百分点，2007年仍然位于第四位，但是位于第三位的德国的99.5%，比2005年提高19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大幅提高，国民总收入（GNI）得到大幅提高，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为190美元，2001年人均国民收入为1000美元，2007年我国国民经济走上新台阶，达到2360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1倍。我国人均GNI与世界人均GNI水平差距逐渐缩小，1978年我国人均GNI相当于世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10.1%，2001年我国人均GNI相当于世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19.2%，比1978年高9.1个百分点，2007年相当于世界平均国民收入的29.7%，比1978年高19.6个百分点，在世界银行的209个国家、地区排名中，我国人均GNI在世界排名中由1997年145位提升到2007年的132位。

2005年在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40047亿元，比上年增长17.5%。第一产业投资823亿元，增长27.5%；第二产业投资31598亿元，增长38.4%；第三产业投资42675亿元，增长20.0%。分行业看，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比上年增长65.6%；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增长33.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增长29.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5.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51.1%；纺织业投资增长38.0%；教育投资增长8.4%；卫生投资增长28.9%。

2005年全年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2367亿元，比上年增长20.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35亿。2005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720万人，全年国家安排了288项科技攻关计划课题和911项“863”计划课题，新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个。新安排国家重点实验室改造项目16项，累计达到143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361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3.6万项。全年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47.6万件，其中国内申请38.3万件，占80.5%；受理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17.3万件，其中国内申请9.3万件，占53.8%。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15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2%。

2017年，S市服务业小微样本企业总体实现营业收入105.39亿元，同比增长3.1%，比2016年回落了15.7个百分点，户均实现营业收入510.63万元。

2017年，S市服务业小微样本企业总体资产938.58亿元，同比增长4.2%，增速比2016年下降0.9个百分点。户均资产4547.40万元。分门类看，除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教育业资产总计比2016年分别下降3.1%、5.4%和6.8%外， 其他行业资产总计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2017年，S市服务业小微样本企业总体营业税金及附加为1.09亿元，同比下降29.5%；缴纳增值税2.30亿元，同比增长11.6%，户均缴纳增值税11.16万元。

2017年，S市服务业小微样本企业总体应付职工薪酬19.28亿元，比2016年增长9.3%。户均应付职工薪酬93.50万元。从业人员人数29028人，人均年薪酬6.64万元，比2016年增加0.60万元。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