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年前的苏美尔人就开始酿造啤酒了，对苏美尔人来说，啤酒被称作“kas”，也就是“嘴巴渴望的东西”。在古埃及，啤酒被当作报酬支付给那些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对古埃及人来说，拥有一座啤酒坊就意味着幸福。古时的人们可能因为啤酒而联系在一起，在那些非自然的聚居地聚集到一起，定居下来，形成城市。到今天，写作《啤酒圣经》的兰迪·穆沙认为，啤酒有助于人们磨去棱角，变得温和。而使得城市更适宜居住，啤酒相当于城市的“社会润滑剂”。饮用啤酒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社交方式，从两河流域以及金字塔奇迹开始就嵌入了人类的文明史。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农业源起的研究，已经诞生了许多发现，也证实了这一假说：农业的开始乃至城市社会或者人类文明的诞生，确实与啤酒有关。
当大约一万年前冰川退去，成片野草出现，首先在“肥沃的新月区”，人类开始发现有些野草可以培育得穗粒更大、淀粉更多、以便食用，就是各种谷物，包括了小麦、大麦和燕麦等。对基因图谱的研究表明，大麦首先在今天的以色列-约旦一带被种植，然后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伊朗的西南部，然后逐渐扩散到埃及、摩洛哥，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喜马拉雅山区。在这些最初的大麦种植区也发现了最早的啤酒，如苏美尔人石刻的啤酒酿造和饮用场景，埃及金字塔周边的啤酒遗迹。
最关键的，人们为什么要种植谷物？小麦可以做面包，大麦可以酿啤酒，这些似乎是天然的食物来源和加工方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并且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生活方式？要知道，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对谷物过敏，不得不食用专门“不含麸质”的加工食物。人类的基因并不是天然适合谷物的。
人类学家和脑科学研究者们揭开了这个谜。宾州大学的人类学者SolomonKatz和博物馆学者MaryVoigt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面包与啤酒》，颇有开创性地指出，谷物和牛奶一样都包含一种外啡肽，能够起到镇痛、安抚紧张的作用，而且效果比牛奶所含的外啡肽还强。人们对后者的研究比较多，早就证实喝牛奶对婴儿有减少啼哭的镇静作用，这可以解释晚上临睡前喝一杯牛奶的镇静功效确实存在。只是，传统上牛奶并非成年人的常有饮料，而谷物却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这对人类社会的聚居和政治社会的形成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从膳食品种的热量和蛋白质来说，谷物未必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种植谷物还意味着两次收获期之间可能面临饥荒。但是，谷物特有的外啡肽却以大脑奖励的方式改变人的行为方式，让人变得温和而更具社会性。这可以帮助人在那些谷物种植区安顿下来，结成村庄。谷物还以其便于衡量财富的量化特性，即所谓多少石或蒲式耳计算的收获和交易，促进着贸易、分工和财富积累，规模约为一万人的最小城市便在农业开始的同时成为可能。
而大麦，因其外壳自然附有的酶，如同葡萄外皮的酶一样，天然适合发酵，也天然有利于吸附、过滤杂质，从种植的一开始似乎就被利用来酿酒而非食用。大麦发酵为啤酒，进一步强化了谷物的镇静功能和幸福意义，奖励着人类农业种植的选择。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后一句话，因此，就很不满意陶渊明的读书态度。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陶渊明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有两层含义：一是劝诫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而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因此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劝诫学者不要太固执、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英雄记钞》，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_______________观其大略者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整体。宋代理学家陆象山语录言：“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不是说未读懂的地方就放过不理会了，而是暂且放过，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

科技对学术进程影响巨大，影响中国学术进程的科技活动，有三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是纸的发明，二是印刷技术的普及，三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古籍数字化为其中之一）。前二者对学术的巨大作用已被历史证明，现代信息技术左右学术的趋向也初露端倪。

不过，人们在认识科技与学术的关系时，往往关注积极方面。比如人们认为纸张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书籍的出版和文学的繁荣；汉末魏晋时期纸张取代简牍极大地促进了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播。雕版印刷的积极作用也被充分认识。两宋时期的刻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教育文化传播，并且作为一种产业加速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都市文化的布局，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_______________。不讲或少讲并不等于不存在，事实上早在北宋，苏轼等人已经开始思考印刷流行对文人的影响。苏轼认为，书籍多且易得，反而使记忆力衰退。对此问题，叶梦得亦颇有体悟。其《石林燕语》指出刻本书籍广泛传播后的两个弊端：一是读书人诵读灭裂，和苏轼的担忧相同；二是刻本流行后，其据以刊刻的刻本反而不被重视，导致讹谬之处无法刊正。

古籍数字化与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一样，虽然也对学术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却是历史的必然，无可逆转。根据历史经验预测数字化进程，可能有两个特点：一是数字化古籍最终取代纸本书籍，二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从历史来看，纸书取代简牍，印刷取代抄写，都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经济成本的降低需要技术改进的支持，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比如纸张起初很稀有，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用，随着技术改进、成本降低，纸张才逐渐普及。二是因为观念的变化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汉末魏初重简轻纸，对粗糙的纸张并不认同，纸的应用往往与俗文化连在一起。但最终纸张的轻便廉价等好处慢慢为人接受，逐渐取代简牍。纸简替代的完成约在魏晋时期，刻本取替写本则在明清刻书产业全面兴隆之后方才完成，均完成了较长的一段时期。可以设想，电子文本全面取代纸本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电子出版得到官方认可，电子文献征引获得“合法性”，各种电子书籍和电子商品全面普及等等，均需漫长的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