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被各式各样的信息塞满挤爆，常常来不及消化，就被迫接收下一个信息，这导致信息的传递处于无意识处理的状态，很多问题都来不及深入思考。长期下来，我们的大脑容易被既定的观念限制，看似精明却往往漏洞百出。商家、推销员、诈骗集团等紧紧抓住这一特点，巧妙操弄生活中的各种信息，制造一个又一个骗局，我们则比想象中更容易落入圈套，还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骗局的根源之一：其实我们活在大脑创造的虚拟世界中。

当我们在看世界时，我们是真的“直接”看到了世界，还是只是“间接”看到了世界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当然是直接看到了世界，但事实上，我们只是间接看到了世界。我们的各种感觉和经验，完全是大脑解码后传递给我们的产物。当我们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或摸到东西时，我们真正“接触”到的，只是大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①我们所有的知觉经验，完全是大脑的产物。大脑通过感官，把外在世界的能量和信号转变成电生理信号，这些电生理信号又被转化成知觉意识。我们所体验到的，就是这些由大脑产生的知觉意识。换言之，我们的知觉意识，完全是大脑创造出来的知觉假象。由于是大脑模拟的虚拟现实，其中就会有错误或漏洞。这就是大脑容易受骗的第一个原因。

骗局的根源之二：各种思考捷径帮倒忙。

在演化过程中，大脑竭尽所能地让这些模拟的知觉能够逼近真实世界，好让我们可以顺利存活于世界之中。②但是，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野性世界，大脑常常需要选择牺牲少许的“正确性”以换取“速度”，“思考捷径”就是大脑为了求快而建立的一种快捷计算方式。通过某些事先建立好的预设，大脑可以节省许多资源。③我们无论怎样使用意志去穿透认知，都不可能改变大脑的想法。科学家们把这种无法通过意志力进行矫正的认知现象，称为“认知不可穿透性”。这种“认知不可穿透性”，正是大脑可能欺骗我们的另一重大原因。

骗局的根源之三：无意识信息处理过程出现漏洞。

大脑容易受骗或出错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无意识信息处理过程出现漏洞。大脑中的电生理信号在被转化成知觉意识之前，必须先经历一系列无意识的信息处理过程。④比如突触释出神经传导物质、电子信号在脊鞘上跳跃等过程，这些完全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意识层面。

大脑不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庞杂的信息处理过程，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把所有的信息处理过程全部呈现到意识中，我们将会被信息淹没。因此大脑选择只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最重要的信息。但是，_______________。当我们无法意识到这些庞大的无意识信息处理过程时，这些会偷偷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就很容易成为被人利用的漏洞。

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

纽约曼哈顿城区是全世界高楼密度最大的地方，狭窄的街道却能看到阳光；这里是世界上行人密度最高的地方，但行人却不会感到拥堵。曼哈顿城区林立的高楼大都是竹笋般的退台式建筑，保证了阳光的照射路径，街道对行人也非常友好，摩天大楼纷纷将宝贵的底层镂空，作为行人行走、休憩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街道事实上被拓宽了。是什么原因，让阳光从高楼的狭缝中打到纽约的街道上，让开发商奢侈地放弃建筑底层，“好心”考虑行人的需求？

20世纪初，纽约市迅猛发展，地产商纷纷投资曼哈顿，诸多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黄金地段自然价格不菲，出于经济考虑，地产商对建筑师提出了在当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要求——建造高度更高、面积最大的摩天大楼。从审美角度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曼哈顿城市用地被臃肿、庞大的建筑体块占满，狭窄的街道终年不见阳光，阴暗、逼仄，空气非常浑浊，城市环境日渐恶化。著名的丑陋项目恒生大楼，就是当时建筑风格的代表之一，容积率惊人，体量巨大，不仅阻挡了周边地块建筑的采光和通风，1.3万人的容量也给交通和服务造成不小的压力。冬季，恒生大楼形成面积高达2.6公顷的阴影，相当于自身面积的6倍，直接造成周边地块办公楼出租率下降。

纽约市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问题，1916年纽约出台了区划法案，旨在遏制这种贪婪攫取空间的趋势。法案明确规定了地块中建筑高度和体量的标准——地产开发者可以在一定的高度限制范围内，在用地上保持100%的建筑密度；超过这一高度，则应让出临街一侧的空间；如果更高，则继续让出面积。只有建筑体量出让到一定程度，即主楼的平面面积少于用地面积的25%时，才不必继续后退。这部分改善了曼哈顿的街道环境，此后的建筑形体也变得稍微克制、美观起来，从平顶、方盒子形状，向山坡般跌落式转变，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等就是退台式建筑的代表，这种建筑形态，被人们戏称为“婚礼蛋糕”或“巴比伦塔”。区划法案颁布后的近40年中，纽约新建成的摩天大楼无一不层层后退，街道上因此保留了一些阳光。也就是说，纽约的早期法案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高楼病。

如果一直如此，类似帝国大厦的建筑早就应该占领曼哈顿了，相似的退台式建筑会成为纽约统一的建筑风格，纽约的立法者应该感到欣慰。直到1952年，一名富有创造性的建筑师用全新的方案，巧妙地糅合法案要求、建筑美感、商业需要于一身，引领了20世纪中期曼哈顿的建筑时尚。他的作品就是利华大厦。

科技对学术进程影响巨大，影响中国学术进程的科技活动，有三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是纸的发明，二是印刷技术的普及，三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古籍数字化为其中之一）。前二者对学术的巨大作用已被历史证明，现代信息技术左右学术的趋向也初露端倪。

不过，人们在认识科技与学术的关系时，往往关注积极方面。比如人们认为纸张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书籍的出版和文学的繁荣；汉末魏晋时期纸张取代简牍极大地促进了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播。雕版印刷的积极作用也被充分认识。两宋时期的刻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教育文化传播，并且作为一种产业加速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都市文化的布局，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_______________。不讲或少讲并不等于不存在，事实上早在北宋，苏轼等人已经开始思考印刷流行对文人的影响。苏轼认为，书籍多且易得，反而使记忆力衰退。对此问题，叶梦得亦颇有体悟。其《石林燕语》指出刻本书籍广泛传播后的两个弊端：一是读书人诵读灭裂，和苏轼的担忧相同；二是刻本流行后，其据以刊刻的刻本反而不被重视，导致讹谬之处无法刊正。

古籍数字化与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一样，虽然也对学术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却是历史的必然，无可逆转。根据历史经验预测数字化进程，可能有两个特点：一是数字化古籍最终取代纸本书籍，二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从历史来看，纸书取代简牍，印刷取代抄写，都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经济成本的降低需要技术改进的支持，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比如纸张起初很稀有，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用，随着技术改进、成本降低，纸张才逐渐普及。二是因为观念的变化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汉末魏初重简轻纸，对粗糙的纸张并不认同，纸的应用往往与俗文化连在一起。但最终纸张的轻便廉价等好处慢慢为人接受，逐渐取代简牍。纸简替代的完成约在魏晋时期，刻本取替写本则在明清刻书产业全面兴隆之后方才完成，均完成了较长的一段时期。可以设想，电子文本全面取代纸本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电子出版得到官方认可，电子文献征引获得“合法性”，各种电子书籍和电子商品全面普及等等，均需漫长的时日。

近年来，在众多城市和工厂密布的珠三角地区，天空经常灰蒙蒙一片，大气能见度很差。

很多市民可能并不清楚，棕色云团正是能见度下降的“罪魁祸首”：棕色云团中的一些微小颗粒，会吸收阳光，或者将部分阳光反射回大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棕色云团报告就显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广州的日光强度已经下降了五分之一以上。

北京大学环境系教授张远航及其同事在珠三角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珠三角空气有很多污染物，其中那些粒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PM2.5），是造成能见度衰退的主要因素。而中国现行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中，却没有关于PM2.5的规定。我们每天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看到的空气质量日报中所谓的“可吸入颗粒物”，仅指那些粒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PM1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指出，每立方米PM2.5的浓度如果上升20微克的话，中国和印度每年就会有约34万人死亡。即使按照折中的估计，棕色云团相关的PM2.5所致经济损失，也将分别占到中国GDP的3.6%以及印度GDP的2.2%。

除了影响空气质量和人类健康，棕色云团还可能影响气候。在很多情况下，棕色云团与全球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交织在一起，正在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系统产生极大影响。

此外，棕色云团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硫酸盐等多种成分可以降温。而黑碳的成分正在加快喜马拉雅等地冰川的融化速度，因为黑碳沉降在冰雪上，会使冰雪颜色变暗，吸收热量的能力增强；黑碳还会加热空气。这些因素，都使得冰川融化加速。

然而，棕色云团对整个气候系统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比这复杂得多。它可以通过反射阳光和吸收热量减缓全球气温上升的幅度。如果棕色云团一夜之间消失。全球气温可能迅速上升多达2度，而这正是一些科学家认为地球还能容忍的最大升温幅度。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乌克兰的最南部，南临黑海，东扼亚速海，仅在北部有狭长地带与乌克兰大陆相连，东部与俄罗斯相邻，克里米亚自古就有“黑海门户”之称，对于俄罗斯来说，几百年来，黑海都是其通向地中海的重要通道，通过克里米亚可以遏制与之隔海相望的土耳其，染指东南欧门户巴尔干，南下地中海、印度洋。

今天的俄罗斯版图是400年扩张的结果。16世纪中叶，由于北方海域冰冻期长，俄国是个地处东欧平原的内陆国家。当时在位的伊凡四世强烈意识到俄国需要出海口。他提出：“海水的分量是值得用金子来衡量的。”

18世纪初，彼得一世通过吞并大体上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附近的领土，获得了波罗的海上的一个出口，得以“瞭望欧洲”。到了18世纪后半期，沙皇叶卡捷琳娜瞄准了黑海，她的目标就是克里米亚：“它是俄国和土耳其领地的钥匙，当它属于土耳其时始终是危险的，当它属于俄国时，俄国的安全就可靠而稳固，亚速海和黑海也会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

由于处在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克里米亚在历史上从未获得过长久的平静。考古发现认为，克里米亚半岛最早的居民是凯尔特人，即今天苏格兰、爱尔兰人的祖先。公元前7世纪，中亚和南俄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取代凯尔特人。希腊人随后抵达，陆续建立了一些城邦殖民国家。公元前15年，罗马人征服了克里米亚半岛。此后随着罗马帝国分裂，哥特人、匈奴人、保加尔人、可萨人、钦察人、蒙古人如潮水般先后占领过克里米亚。成吉思汗西征后，克里米亚归其长子术赤一系所建的金帐汗国所有。1430年，术赤的后代建立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汗国，臣属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那个时候，鞑靼骑兵经常深入东欧大草原，捕捉白人并卖给土耳其人为奴。

16世纪，当莫斯科公国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开始衰败。从1676年开始的200多年中，共爆发了11次俄土战争。在沙皇叶卡捷琳娜的主导下，1768年，通过第五次俄土战争，沙俄强迫土耳其签订《凯纳尔基条约》，其要求之一就是让土耳其承认克里米亚汗国独立，接着又通过第六次俄土战争迫使土耳其在《雅西合约》中正式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国。1787年，叶卡捷琳娜为了宣示对克里米亚的主权，特意邀请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一同前往克里米亚半岛“度假”，她甚至赞美说，克里米亚是她的嫁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