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一个瘦瘦的男子走进来。他华贵的变色镜由于屋内昏暗的光线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显出脸色的苍白。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像一个剜去了肉的河蚌，干燥地敞着唇。

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走进来，问同样的话。院长都有同样的答案使他转身出去。相似的过程使院长先不好意思，抢先说。

“可是，到底还要多长时间?”小伙子问。好像空气中有一条鞭子抽了他的脸，脸稀薄地红了。

“不知道。你明白这不是天气预报。就是天气预报也常常搞错，在预报晴天的时候下雨。”院长鸟瞰着这个已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垂垂老矣之人，院长觉得自己足有几百岁了。她比所有的人都要老，比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老，比他们的子女更要老上几辈。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没有人比你们更有经验的了。”年轻人固执地说。他平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院长知道这种人一旦开始说了，他就会问个水落石出。

“是的。我们是比一般的医院有些经验，但它毕竟不是定律。生孩子是有规律的，比如月份减三加七，但死没有。你母亲的各项生命指征都正常。就是说，她虽然是架旧马车了，可还在缓缓地运行。等着吧。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待。”院长很体谅面前的年轻人。当家属把他们的亲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来以后，院长就觉得同他们有一种亲属关系。

“等到什么时候？”小伙子急切地问。

“等她的精神突然好起来，眼睛会像涂了油似的发亮，说话充满感情。假如你的母亲是个文化人，还会有诗意。她会突然说她想吃某种东西，嗅觉突出的好，会听见很遥远的声音……到这种时候，就快了。依我们无数次的经验，从那时候起，大约还有一天的时间。”院长谆谆告诫。

“那就是……”小伙子思索。

“是的，那就是回光返照。”

“可是我刚看了，她昏昏沉沉的，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我叫她，摇她，她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把睫毛闪了一下。”小伙子失望地说。

“那是她在同你打招呼。别埋怨她，她只有这么多的劲，全使出来，只能动一动睫毛。你记住我的话，将来你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提眼皮的那块股肉，距大脑最近又最轻巧。它是人类随意活动最后的屏障。”院长解释。

“院长，不要同我说我老了以后的事情，我不愿意听这个。我会老，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在老到来之前，让我们抓紧时机干点事。既然我们都会摊上那个结局，没有必要说来说去。我们的道德总是太注意结局而忽视过程。我还没有向您介绍过我自己……”年轻人激动起来。

“我认识你，你不是21床的儿子吗?”院长道。

“我是博士。在英语里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可我不是医生是博士，是我的母亲把我培养成博士的。我马上要到德国去学习，这也是我母亲清醒时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这是我的护照、签证，喏，还有一星期以后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小伙子把一大摊东西铺在桌面上，棕色的护照像一大块巧克力饼，斜插其中。

院长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了半步。东西太杂乱，要是碰掉一星半点，说不清。

中国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而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以及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的强烈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也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②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③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④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

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是矿物质而不是有机质，腐殖质是在地球上有了植物以后才出现的，而不是植物出现以前，因此植物的原始养分只能是矿物质。根据现有的科学实验结果，任何有机肥料施入土壤中被植物吸收都要经历有机质的矿化过程。矿化过程就是指在微生物作用下，复杂的有机物质，如植物的根茎叶，被分解（腐解）为简单化合物，然后转化成二氧化碳、水、氨（氮）和其他养分（磷、硫、钾、钙、镁等离子或简单化合物），才能够被植物根系吸收。事实上，从有机肥生产过程为什么必须堆腐就可理解这个原理，有机肥堆腐过程就是利用微生物将作物根系不能吸收的根茎叶等有机物分解，变为可以随水分进入作物根系被吸收的矿质养分。如果不经过堆腐，作物有机残体直接放在土壤中，有机残体分解过程中会消耗土壤中的速效养分，与作物“争肥”，造成作物营养不良。因此，人们采取堆腐的方法，在施用于农田之前将有机质先行矿化分解。

对于作物生长所需的大量元素如氮磷钾来说，无论是施用有机肥还是化学肥料，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有机肥的来源物质即有机质分解后产生的矿质养分比一般的化肥，如氮肥、磷肥、钾肥，提供的养分种类丰富，现在，为了一次性给作物提供多种养分，更主要是为了降低施肥的劳动成本，许多化肥厂家生产出了多种复合肥，即含有两种及两种以上养分的化肥。如农业生产中用量最大的磷酸二铵。现在也有些复合肥含有氮、磷、钾三种养分，有的复合功效专用肥甚至还加了一些微量元素，如硒、硼、锌等。事实上，作物需求最多的是氮磷钾这三种元素，其中，氮素是各种作物需求量最大的养分，尤其是蔬菜。其实，除了某些区域缺乏某种营养元素外，其他矿质养分，其在土壤中的含量（由岩石矿物风化而来和通过生物小循环聚集）基本能够满足作物生产需要，不需要单独施用。

值得指出的是，施用有机肥和化肥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都是有机的。现在很多人抱怨说，化肥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没有味道”，而有机肥生产出来的“有机产品”“风味足”，这也许是因为某些目前土壤肥料科学还没有证实的有机肥中的有机官能团或简单的有机小分子化合物进入瓜果蔬农产品所起到的作用。但更可能的是因为施用化肥生产，土壤中速效养分含量高，特别是氮素含量高，作物生长快，产品水分大，还没有“性成熟”就被采摘的缘故。

无论是有机肥，还是化肥都能够提供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而且一般来说，化肥能够提供高浓度的速效养分，可以及时快速满足作物生长旺盛时期对养分的大量需求。但毫无疑问，没有化肥仅靠有机肥，不能使14亿中国人吃饱、吃好，如果停止施用化肥，根据生物小循环定律和地质大循环定律，土壤肥力会不断下降，作物的高产稳产会无以为继，鼓励和推广有机肥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生产“有机食品”，而是要把作物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有机废弃物”，包括秸秆和人畜排泄物，进行资源再利用，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减少排放，还有利于环境保护。

知识产权广义上是关于无形智力成果的专有权利，是通过排除他人的主张和干预而独占智力成果的开发和使用，进而获得独占权益的制度。基于知识产权的____________属性，财产理论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理论。具体到知识产权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关系中，则是一方面强调权利人作为财产权主体控制其权属范围内的一切资源而排除资源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将公共领域作为知识产权潜在的“对手”，主张公共领域的边界和层次的发展压缩了知识产权的权属范围，限制了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的功能实现。

为了避免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而造成资源损耗，通过财产制度赋予主体对特定资源的所有权，可以确保资源的使用受到合理规范和控制。同时，财产所有权的确立在减少资源损耗的基础上增加财产使用带来的收益，引导财产主体进一步投入、开发和使用资源本身，形成资源不断增值和收益的良性循环。

智力成果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无形属性，在创造、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公有物的悲剧”中资源过度使用的困境。然而智力成果缺少法律制度的规范而允许不受限制的自由使用，造成的不利后果则是权利主体无法就智力成果的价值进行有效的收益，最终导致智力创造活动激励不足而无以为继。巧合的是，财产化智力资源能提供充裕的行为激励而解决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理论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依托财产理论实现重要的制度功能——鼓励智力创造活动，这又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相契合。

问题在于，财产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资源的开发和使用。资源的财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而会阻碍后续开发和使用行为。知识产权领域也有类似的矛盾。在传统的生物制药领域，基于专利申请而不断增加的专利数量不仅没有进一步促进研发创新，反而由于权属复杂分散难以整合而导致后续研发的成本过高，最终阻碍生物制药行业的发展。类似的，版权领域内的演绎行为的权利传统上归属于作品原作者。然而，滑稽戏仿等创作行为本身是对原作品进行丰富和发展的合理手段，通过转化性的创作来体现不同于原作者的目的和意图，能有效丰富社会整体文化技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实践中各国在版权立法方面将滑稽戏仿规定为版权的例外并允许类似行为的实施。显然，坚持绝对的演绎权利必然压缩演绎作者创作的空间，抑制基于原作品的演绎行为。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在理论构建过程中不能依赖财产化思路将智力资源完全专有化，而应该在财产化的过程中兼顾其他策略来实现知识产权的制度目的。

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关注实体书店的命运，呼吁政府加大投入。2005年全国共有国有书店网点11897处，供销社网点3200处，集个体零售网点108130处。而到2009年，国有书店网点减少为9953处，供销社网点减少为1636处，集个体零售网点减少为104269处，三类网点4年就分别下降了16.34%、48.88%和3.57%。

从我们日常生活体验也可以看出上面数据的真实性，譬如社区周边的几家大超市，早前都有上百平方米的书店开设其中，现在多已让位于其他商品摊位。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获得资讯与知识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譬如通过手机就可以实现在线阅读。

除上述因素外，还有政府对中小书店扶持缺位的因素，政协委员张抗抗在提案中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对传统书店的发展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一些国营新华书店完成了连锁模式改造后，市场化动力不足，民营书业渠道由于缺少政策扶持，在网络书店的巨大冲击下，很多都没有找到有效的发展路径。

那么，世界各国对中小书店又是如何予以政策支持的呢？法国政府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加拿大政府为独立书店购置电脑设备支付一半的费用；德国政府不仅免征书店的所得税，还在增值税上给予书店优惠；日本和韩国政府制定图书最低折扣以保护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处于平等的竞争舞台。图书阅读，不仅关乎整体国民素质，也体现政府的人文情怀。中国社会正在转型过程之中，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进驻到城镇之中，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主动顺应形势，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小区规划中，都要通过增加书店与文化设施数量，以体现人文关怀与对市民的文化福利回馈。

我们一方面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减免书店税负；另一方面，要实行城市建设达标制度。如果新建社区中的城镇图书馆、中小书店与所住人口不成比例，即视为不达标。要督促相关部门追加投资，或政策扶持，特别是大型超市里，更应该通过减免税负设立书店，让书店离普通民众更近一点。

我们期待政府有更积极的作为，有新思路与新方式。在支持基层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切忌一味造大的剧场、体育场馆，那样只会使文化高雅得远离民众。

我们习惯了出门要先看看天气预报。其实在太空中也是如此——空间环境预报对保证航天员的工作、保障载人空间站的安全非常重要。
中科院空间环境预报中心承担着空间环境预报的任务，不仅要为发射任务提供空间环境保障服务，还将开启________的空间环境保障模式，不间断地为我国载人空间站的在轨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影响载人空间站发射和运行安全的轨道空间环境主要是大气环境、高能辐射环境和流星体环境等。这些环境的变化主要受太阳活动和地磁活动的制约。太阳活动是近地空间环境的扰动源，大的太阳爆发活动直接影响近地空间环境，如产生太阳质子事件引起高能辐射环境的变化。地磁暴期间，高层大气密度会迅速上升，导致低轨道上航天器的阻力增加，从而改变航天器的正常运行轨道，增大航天器定轨和轨道预测的误差。
载人空间站各个舱段的发射期（2021-2022年）处于第25太阳活动周的开始和上升阶段，太阳爆发活动的强度和频次相对低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环境就可以平静无虞了。太阳上的冕洞经常连续几个太阳自转周（27天）引起地磁扰动，偶发的日冕物质抛射也会时不时引起地磁暴。
最重要的是，载人空间站的运行期为10余年，将横跨第25太阳活动周，甚至延长至第26太阳活动周。长期的在轨运行，工程任务将越来越复杂，也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空间环境要素威胁。
首先，空间站是一个大型航天器，更容易遭受空间粒子辐射、原子氧腐蚀、碎片撞击等效应影响。它在轨时间很长，这就使得空间环境影响的累计效应非常突出。其次，空间站要正常运行，必备一个高压供电系统，太空中的等离子体环境会导致弧光放电、电流泄露等效应突出。再次，空间站将一直运行在低轨道区域，大气环境和碎片环境恶劣，轨道衰变、机械碰撞效应更为显著。对于航天员而言，需要常驻在空间站，并开展出舱、交会对接等航天活动，遭受空间辐射的概率大大增加。空间站长期运行任务中，将包括核心舱、货运飞船、载人飞船、实验舱1、实验舱2、光学舱等频繁的发射和回收，航天任务重。要保障这些飞行任务的空间安全，需要的空间环境安全窗口更多。
预报中心早在天和核心舱发射前一年就进入保障状态，对空间站任务期的整体空间环境态势及其对任务的可能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后续预报任务的制定和实行奠定了基础。
自2020年6月以来，预报中心对现有的空间环境预报保障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重点增加了针对空间站轨道预报的支持产品和针对航天员辐射安全的预警评估产品，并于2021年1月完成了整个系统的建设和改造任务。
从核心舱发射前三个月开始，预报中心持续不断地向工程有关部门提供空间环境预报报告，对发射窗口的空间环境状况进行精密的分析和预测，并分析空间环境可能对核心舱的影响，给出了精确的短期预报结论：太阳不会发生强爆发活动，地磁不会发生强扰动，预计发射窗口的空间环境是安全的。从4月29日核心舱入轨开始，预报中心进入空间站在轨飞行空间环境保障任务状态。空间环境预报员24小时值班，时刻监视空间环境的变化，及时报告空间环境态势，评估空间环境变化对载人空间站可能带来的威胁，协助空间站系统和航天员及时规避未知的空间环境危害，保障载人空间站的安全稳定运行。

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谓热污染，是指现代工业生产和生活中排放的废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热污染可以污染大气和水体。火力发电厂、核电站和钢铁厂的冷却系统排出的热水，以及石油、化工、造纸等工厂排出的生产性废水中均含有大量废热。这些废热排入地面水体之后，能使水温升高。在工业发达的美国，每天所排放的冷却用水达4.5亿立方米，接近全国用水量的1／3；废热水含热量约2500亿千卡，足够2.5亿立方米的水温升高10℃。

热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水生物，由于水温升高使水中溶解氧减少，水体处于缺氧状态，同时又使水生生物代谢率增高而需要更多的氧，造成一些水生生物在热效力作用下发育受阻或死亡，从而影响环境和生态平衡。此外，河水水温上升给一些致病微生物造成一个人工温床，使它们得以滋生、泛滥，引起疾病流行，危害人类健康。1965年澳大利亚曾流行过一种脑膜炎，后经科学家证实，其祸根是一种变形原虫，由于发电厂排出的热水使河水温度增高，这种变形原虫在温水中大量孳生，造成水源污染而引起了这次脑膜炎的流行。

随着人口和耗能量的增长，城市排入大气的热量日益增多。按照热力学定律，人类使用的全部能量终将转化为热，传入大气，逸向太空。这样，使地面反射太阳热能的反射率增高，吸收太阳辐射热减少，沿地面空气的热减少，上升气流减弱，阻碍云雨形成，造成局部地区干旱，影响农作物生长。近一个世纪以来，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断增加，气候变暖，冰川积雪融化，使海水水位上升，一些原本十分炎热的城市，变得更热。专家们预测，如按现在的能源消耗的速度计算，每10年全球温度会升高0.1℃—0.26℃；一个世纪后即为1.0℃—2.6℃，而两极温度将上升3℃—7℃，对全球气候会有重大影响。

造成热污染最根本的原因是能源未能被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环境热污染将日趋严重。然而，人们尚未有用一个量值来规定其污染程度，这表明人们并未对热污染有足够重视。为此，科学家呼吁应尽快制订环境热污染的控制标准，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防治热污染。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因此不得不努力将其简化。我们把周围的人归类为朋友或敌人，将他们的动机分成善意或恶意，并将事件的复杂根源归结为直接的原因。这些捷径帮助我们游弋于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之中，协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后果进行预测，从而促进决策。但这种“思维模型”是一种简化策略，必然会出错。我们可以借助这种策略应对日常的挑战，但是由于它遗漏了很多细节，当我们处于已有的经验分类和解释都不太适用的环境时，简化策略就会____________。

然而，没有这些捷径，我们将会迷失或者瘫痪。我们既缺乏心智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破译所有社会存在中因果关系的完整网络，所以我们的日常行为和反应必须基于不完整的、偶尔误导性的思维模型。

社会科学所能提供的最好“产品”实际上和这种思维模型也没有多大差别。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使用简单的概念框架（即他们口中的“模型”）来分析世界，其优势在于能展现清晰的因果链条，从而使一个特定的预测可以明确构建在一个特定的假设之上。好的社会科学，会把我们未经检验的直觉转化成一个满是箭头的“地图”，有时候它会让我们看到，当那些直觉延伸到其逻辑结论时，结果可能出人意表。

全国通用型的理论框架，比如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是如此宏观而包罗万象，以致根本无法用于任何现实世界的解释或者预测。通常来说，有用的社会科学模型都是不含变量的简化模型。它们舍弃了许多细节而聚焦在某一特定背景下最为关联的方面，应用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管是否以固定模式存在，社会科学家就是靠把某项事件不断简化来谋生的。

不过，虽然简化对于解释一项事务来说必不可少，但它也可能会是一个陷阱。你很可能会固守一个模型，却未能意识到变化了的情境需要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型。

从大蒜、生姜，到香蕉、菠萝，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农民很受伤。订单农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经调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

作为抵御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的重要机制，订单农业一度被各方寄予厚望。然而近些年的实践表明，这一理想化的风险平抑工具，远远未能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不少农民契约意识____________，动辄毁约，一次次使得一纸购销合同____________。轮番上演的单方面毁约事件，不仅让相关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也让农民群体本身付出了惨痛代价。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天然存在着滞后性和长周期性，这决定了农民很难及时、准确地安排生产过程。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形成了农产品价格“周期怪圈”现象。而所谓订单农业，其核心逻辑就在于“以销定产”。倘若严格执行，这一模式将有效实现供需平衡，避免由生产不足或过剩而引发价格巨震。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农民受眼前短利驱动，往往会选择性执行购销合同，这无异于亲手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现如今，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小农心理”作祟。农民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熟悉商品社会的那套契约体系和交易方式，而且对违约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也缺乏完整的认知。再加上大多数的涉农购销合同，都不具备必要的担保机制和强制执行的可能。一旦农民单方面撕毁合同，企业顾忌于超高的催收成本，往往也只能听之任之。

没有“履约保证金”作保，没有追责索赔渠道兜底，订单农业以及相关产销合同，当然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对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可是在此之前，我们最先应该做的，还是改变分散化、个性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孤立的农业生产者，吸收进组织化的专业生产合作社中，吸收进金融惠农和科技惠农的扶持体系之内——只有让他们处于更为紧密的人际网络和利益结构之内，其才会更为重视个人诚信的价值。

当反思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尴尬遭遇，我们往往将矛头指向农民契约精神的缺失。试问，有没有一套合理的议价机制，能够保证农民可以获得一个相对实惠的合同收购价？又有没有一种动态的博弈平台，来回应农民由短期市场行情所产生的利益关切？相较于培育农民的信用意识，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和交易体制，对于发展订单农业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