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兰亭序》。我想：显微镜之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不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工夫呢？

张三李四是同时人。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工夫呢？

内行的人说：什么话！这是本领，是学问！

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须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

矛盾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模糊性亦寓于万物运动之中。

鸡蛋可以孵鸡，当小鸡未啄出蛋壳时，总不能说它仍是蛋，亦不可称之为鸡，突变的事物会呈现短暂的模糊性，而另一些事物放到漫长的时间里考察也会使模糊性突出显现。铅块上放一比较大的金属球，短时间内它们均呈现出固体的属性，但经过长时间观察，又会发现金属球慢慢陷入铅块之中。若将上述两个过程用快镜头加以重映，则过去被看成是固体的物质就出现了类似液体的属性。这里，固体与液体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

处于昼夜之间的黎明或黄昏，门捷列夫周期表中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过渡元素，中医的脏腑辩证和脉象的浮沉迟数，都说明了客观世界的模糊性。科学的发展，也许会使这些模糊现象在某个层次上变得清晰起来，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仍是混沌不清。

客观世界的模糊性反映在人脑中，便产生了概念上的模糊性；人又巧妙地利用自己建立的模糊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和控制，完成那些现代先进设备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人们几乎可以同样地辨认胖子和瘦子、美丽和丑陋；人们无须测量车速便可明智地躲过川流不息的车队；一行草书虽然大异于整齐的印刷字体，却照样可以被人看懂。

现实生活给模糊理论提出了无数研究课题，模糊理论力图用较为精确的数学语言和概念来描述现实中的模糊现象以及人脑中的模糊概念，如果说前人利用仿生学研究飞鸟而发明了飞机，那么当我们今天研制和应用计算机的时候，却不可忘记最优秀的仿生标本——人、人的思维、判断是那样巧妙，人的经验是那样丰富，人类如何将自己的智慧教给计算机，将自己的思维方法传授给计算机，甚至用自己的艺术修养及审美观念去“陶冶”计算机，使计算机具有更多的“人性”，这成为模糊理论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与自然主义相对峙的是理想主义。在理想派看，自然并不全美，美与丑相对，有比较后有美丑，美自身也有高下等差，艺术对于自然，应该披沙拣金，取长弃短。理想主义比自然主义较胜一筹，因为它虽不否认艺术模仿自然，却以为这种模仿并不是呆板的抄袭，须经过一番理想化。理想化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凭着想象和情感，将自然事物重新加以组织、整理和融会贯通使所得的艺术作品自成一种完整的有机体，其中部分与全体有普遍的必然的关联。因此，艺术作品虽自然（Natural）而却又不是生糙的自然（Nature），它表现出艺术家的理想性格和创造力。就这个意义说，理想主义是对的，凡是艺术都带几分理想性，因为都带有几分创造性和表现性。这种见解发源于亚里斯多德。他在《诗学》里说诗比历史更是“哲学的”（意思是说更真），因为历史只记载已然的个别的事物，诗则须表现必然的普遍的真理，前者是模仿殊相，后者是模仿共相。用近代语言来翻译，他的意思是说历史只记载自然界繁复错乱的现象，诗和艺术则更进一层把自然现象后面的原理，用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后人误解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共相”（Universals），以为“共相”就是“类型”（Type），于是理想主义的另一种意义就起来了，所谓“理想”（Idea）就是“类型”，类型就是最富于代表性的事物，“代表性”就是全类事物的共同性。依这一说，艺术所应该模仿的不是自然中任何事物而是类型。比如说画马，不能只着眼某一匹马，须把一切马的特征画出，使人看到所画的马便觉得一切的马都恰是这样。同理，艺术所表现的人物，都不应只能适合于某一时某一地，要使人随时随地都觉得它近情近理。如果“天下老鸦一般黑”，你画老鸦就一定把它画成黑的；纵然你偶然遇到白的或灰的老鸦，也千万不要理会它，因为那不是“类型”。这种理想主义在各种艺术的古典时代最流行。比如希腊造型艺术表现人物大半都经过两重理想化。第一，它选择模型，就着重本来已合理想的人物，男子通常都是力士，女子通常都是美人。第二，在表现本来已合理想的形体时，希腊艺术家又加上一重理想化，把普遍的精要的提出，个别的琐细的丢开。他们的女神和力士大半都有一个共同的模样（即类型）。个性是古典艺术所不甚重视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画家受希腊影响甚深，所以他们所表现的男子也大半魁梧奇伟，女子也大半明媚窈窕。十七世纪以后，在希腊时代出于艺术家本能的，在假古典派作家便变成一种很鲜明的主义。在诗的方面如布瓦洛（Boileau）和蒲柏（Pope），在画的方面如雷诺阿（Reynolds）和安格尔（Ingres），在雕刻方面为温克尔曼（Winckelmann），都主张艺术忽略个性而侧重类型。

理想派的艺术在以往占过很久的势力，不过从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代兴以后，它就逐渐消沉了。近代艺术所着重的不是类型而是个性。在近代学者看来，类型是科学和哲学对于具体事物加以抽象化的结果，实际上并不存在。艺术的使命在创造具体的形象，具体的形象都要有很明显的个性。一个模样可以套上一切人物时，就不能很精妥地适用于任何个别人物。许多人物的共同性，在古典派认为精要，在近代人看，则不免粗浅、平凡、陈腐。鼻子是直的，眼睛是横的，这是古典派所谓“类型”。但是画家图容肖像，如果只把直鼻横眼一件平凡的事实表现出来，就不免千篇一律。画家的能事不在能把鼻子画得直，眼睛画得横，而在能表现每个直鼻子横眼睛所以异于其他直鼻子横眼睛的。莎士比亚的夏洛克（Shylock），莫里哀的阿尔巴贡（Harpagon），巴尔扎克的葛朗台（Grandet），以及吴敬梓的严贡生都是守财奴，却各有各的本色特性，所以都很新鲜生动。如果艺术只模仿类型，则从莎士比亚创造夏洛克之后，一切文学家可以搁笔，不用再写守财奴了。

粗浅、平凡和陈腐都是艺术所切忌的。诗人维尼（Alfred De Vigny）在《牧羊人的屋》里说：爱好你所永世不能见到两回的。象征派诗人魏尔兰（Verlaine）也说：不要颜色！只要毫厘之差的阴影！

这些劝告在近代人心里已留下很深的印痕。在文艺趣味方面，人类心灵喜欢到精深微妙的境界去探险，从前人的“类型”和普遍性已经不能引人入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