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2005年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增加2193万人；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增加974万人；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增加3746万人，具有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口减少4485万人。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2015年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由8930人上升为12445人；具有高中教育程度人口由14032人上升为15350人；具有初中教育水平人口由38788人下降到35633人；具有小学教育程度人口由26779人下降为24356人。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后一句话，因此，就很不满意陶渊明的读书态度。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陶渊明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有两层含义：一是劝诫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而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因此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劝诫学者不要太固执、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英雄记钞》，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_______________观其大略者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整体。宋代理学家陆象山语录言：“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不是说未读懂的地方就放过不理会了，而是暂且放过，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

科学家曾这样想象：如果由带正电的电子与带负电的原子核组成原子，那么就是反原子，反原子则可构成反物质。倘若反物质与物质相遇就会爆炸成光辐射。这一“反物质假说”，在21世纪将逐步变成现实。2002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世界各地9个研究所的39位科学家通力合作，在受控条件下成功制造了约5万个反氢原子。科学家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正电子，这使他们更相信所有粒子都有其反粒子，从而更有信心揭开反物质之谜。

世界公认的宇宙诞生理论大爆炸学说认为，宇宙是从140亿年前一个“极小的点”爆炸而来的，在那个点之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能量、没有物质”，大爆炸产生了大量的正能量和负能量，而总能量仍然为零。能量与物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么，大量的能量亦应转化为正物质和反物质。这是反物质理论研究的基础。但要想在反物质乃至宇宙诞生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还需要在研究实践中寻求更新的科学思想作指导。

140亿年前宇宙诞生时产生了大体相等的物质与反物质。这些反物质在哪里？宇宙存在着由反物质组成的星系，是一种解释；宇宙诞生产生的物质多于反物质，二者相互湮灭后，剩余的物质构成了现在的宇宙，是另一种解释。科学家没有放弃在自然界中寻找反物质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反物质，以便更直接地研究反物质现象。科学家认为，先进的探测手段在反物质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根据伽玛射线探测卫星提供的有关资料，有的科学家认为在银河系上方3500光年处可能存在不断喷射反物质的源头。航天飞机携带的阿尔法磁谱仪升空探测虽未发现反物质，但它最近几年在太空采集的大量数据，对反物质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会有巨大帮助。在自然界寻找反物质的难度甚大，而利用加速器将负离子流射向氙原子核已能制造反氢原子，因此科学家更注重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反物质研究。

目前在实验室制造反基本粒子并不困难，但将正电子与负原子核结合并能证实它们已成为反原子的工作极为复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耗资1150万美元研制的加速器利用磁场将高能反质子减速为光速1/10的反质子，制造出约5万个低能量状态的反氢原子。跨过这个里程碑再前进，还需要科学家研制功能更强大的“工具”。

“反物质假说”认为：反物质与物质相遇会释放所有的能量。科学家预测该释放率远远高于氢弹爆炸。航天专家已经对反物质燃料的价值表示神往。科学发现的应用价值是人所关心的。当年一位贵妇人问电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反问了一句：“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呢？”关于反物质的应用价值，目前只能作些模糊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