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最近，周围不少朋友抱怨实名制成了“睁眼瞎”。有人上医院挂号，发现实名制下，号贩子依然猖獗，挂号依然难于上青天；还有人坐火车，发现根本没人验票，实名制对票贩子成了摆设，倒是给乘车人增添了不少麻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服务领域开始实施实名制。实名制是通过真实身份信息验证来分配服务资源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改变服务资源的供应量，在缓解供求矛盾中，算是一种需求侧管理。

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服务资源相对稀缺的领域，实名制是一件“利器”。过去实行非实名制，有关部门打击“黄牛党”只能靠事后追溯，发现线索难、取证更难。而实名制由于与真实身份相联系，既有利于防止“黄牛党”等“占位投机”，又遏制了一些利益群体的“暗箱操作”，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服务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透明度。

然而，任何利器能否发挥最大效用，往往不在于其本身的锐利程度，更在于如何使用。实名制也是如此。作为一套复杂、动态的监管系统，实名制的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好似做一道算术题。在这道算术题里，只有消费者的消费手续、服务者的服务流程、监管者的监管步骤都做加法，最终才能换来监管成果的乘数效应。如果执行与监管不到位，就算制度设计得再周详，也会形同虚设。

比如，过去旅客买完票，患者挂了号，监管者的使命就完成了，而如今，监管才刚刚开始。拿火车票实名制来说，不仅涉及购票这一个环节，还连着取票、验票、退票等诸多环节。监管者所增加的麻烦可想而知。然而，这些所谓的麻烦，恰恰是监管者无法避免、不能推卸的。实名制是追求分配公平的手段，不能为了实名而实名，不能“社会呼吁了，制度建立了，也就完事了”。

另一方面，实名制的巨大投入也要求有关部门不能对监管漏洞置之不理。实名制是信息化新制度，无论是为了保证公民信息安全，还是为了完善服务流程，相关部门已在硬件、软件的采购、维护、升级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如果监管者对目前存在的这些漏洞熟视无睹，那么前期的投入都将化为乌有，实际上也是一种渎职。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任何新制度的实施，都需要一段调试、适应期。对于这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新制度在试水时的一些遗憾和漏洞，人们不妨多一些理解与宽容，而有关部门则应该多一些闻过则喜的胸怀、多一些改革时不我待的紧迫。

自然界中存在着许许多多我们往往用肉眼察觉不到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把生物群落（动物、植物、微生物）同其生存的非生命环境（大气、水、土壤），以及生物群落内部的不同种群连结到一起，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系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生态系统。环境不同，生物有别，生态系统也不一样。海洋环境和海洋里的生物组成了海洋生态系统，森林环境和森林里的生物组成了森林生态系统。此外还有池塘、湖泊、河流、沼泽、草原、沙漠、高山、盆地乃至农田、城市等等，都可以构成类型各异、大小层次不等的生态系统。各种生态系统都有自己特殊的结构和功能。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不是“死”的，而是“活”的，物质和能量在不断地输入、输出，结构和功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改变。但是，一个生态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又是基本相等，结构和功能又是相对稳定的。

（二）大家都知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极快。一个细菌如果每隔20分钟分裂一次，l变2，2变4，4变8，⋯⋯一昼夜繁殖72代，就可以获得47万亿亿个后代；36小时内传种接代108次，产出的全部菌体将能铺满地球1尺来厚！其实，为什么非要列举繁殖能力极强的细菌或者某些昆虫呢，用繁殖能力最差的长鼻子象也照样能说明问题。母象30岁左右才开始生育，一生仅产6胎，每胎仅产1仔，生育能力可谓差矣。但是，如果一切条件适宜，随便让它繁殖，后代个个成活，那么250年后，一对大象的后代就会有上千万头，比现在地球上所有活着的大象的总数还多得多！当然，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细菌也好，大象也好，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几乎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但由于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使得它们的数量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三）是哪些因素限制着生物数量的增长？在一个生态系统里，既有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因素，又有大气、水、土壤以及阳光、温度等非生物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就构成了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

①“京味儿”，_______即北京独特的文化韵味，而一提起“京味儿”具体的构成元素，许多人想到的可能仍是皇城根下胡同里传来的阵阵吆喝、四合院承载的人情冷暖、大栅栏的老字号、琉璃厂的纸墨香，还有老北京“有里儿有面儿”的讲究……这些岁月深处的印记风貌，时至今日仍然_______。
②浓郁厚重的“京味儿”，也成了北京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富矿。近年来，《什刹海》《情满四合院》《芝麻胡同》等一系列“京剧”，在胡同生活上着墨甚多，从不同侧面讲述了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展现老北京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热忱。从社会价值上讲，这些充满“怀旧情怀”的作品，记载着老北京的烟火气与人情味，抚慰着许多人的文化乡愁，也成为外界了解北京、爱上北京的一张名片。
③描写老北京的文艺作品，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这当然是好事。但也要看到，随着光阴荏苒、时代进步，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已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地理空间的扩展、经济形态的更迭、生活面貌的变迁、功能定位的演进，全面更新着城市的外在和肌理，也丰富着“京味儿”的内涵和外延。不仅胡同生活发生了巨变，在胡同之外，还有无数广阔的生活场景——“大厂”大厦的格子间内，怀揣梦想的新北京人奔走忙碌；中关村的咖啡厅里，创意满满的“金点子”拔节生长。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生活于斯、奋斗于斯，这片热土之上，有太多故事值得诉说；万家灯火里，有无尽悲欢有待描摹。
④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镜子。今天的北京，是兼容并蓄的北京，“新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普通家庭的柴米油盐，以及城市转型的重大事件、所思所获，都是可供讲述的题材。近些年的市场上，倒也出现了不少声称描写“新时代北京”的都市题材剧，但城市在其中充其量只是“背景板”，地域特色不鲜明、北京文化不突出、时代生活不典型、现实关照不强烈，着实不够“北京”，也缺乏味道。城市文化是历史和现实的缩影，是一种身份识别标志，也彰显着价值理念、精神追求。如何从城市万象、民生百态中提炼精华、把准内核，超越“胡同生活”的思维定式，拒绝脱离现实的悬浮编剧，摒弃不痛不痒的表面刻画，挖掘最值得书写的“新京味儿”，形成有特色、有温度、有人情味的作品，仍是需要深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