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都把脂肪当作健康的“大敌”，尤其是饱和脂肪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因素。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是，脂肪的摄入应该占每天总能量摄入的30%以下，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应该在10%以下。

而最近《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似乎“颠覆”了这一观念。这是一项前瞻性的大型研究。研究者从世界5大洲的18个国家，选择了高中低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共招募了超过13.5万名志愿者，通过统计他们的饮食习惯来计算营养组成，并在此后的多年（5.3至9.3年）中，追踪他们的死亡以及心血管疾病发病情况。

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研究者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一篇论文是关于蔬菜、水果和豆类的影响，其结论没有新鲜的地方，大致就是每天总共4份左右（375到500克）这三类食物对健康好处明显，进一步增加摄入量带来的好处不大。
而另一篇论文则是关于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心血管健康以及死亡率的影响，结果是，脂肪摄入量和种类，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以及死亡风险都不相关；与脂肪摄入量最低的那一组相比，摄入量最高的那组整体死亡率、中风以及心血管疾病之外的死亡风险还要低一些。而碳水化合物的影响则相反，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的那一组比最低的那一组，总体死亡率高28%，而对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和导致的死亡率则没有影响。

在发表这两篇论文的同时，《柳叶刀》杂志还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这项研究“挑战了健康饮食的定义，但关键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这篇评论中，作者认为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补充了中低收入地区饮食与健康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加深了“饮食与健康”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是，评论作者并没有赞同研究者的结论，而是指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在这项研究中，饱和脂肪和单不饱和脂肪的主要来源是动物食品（肉和奶制品）。除了脂肪外，这些食品也是锌、铁、维生素K、维生素B12等微量成分的良好来源。而在脂肪摄入量低（从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的人群中，这些营养成分的摄入可能是不足的。所以，“脂肪降低死亡率”这个调查结果，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富含脂肪的这些食物营养密度高，解决了这些食物摄入量低的人群某些微量营养成分的缺乏”。

第二，在这两篇论文中，一篇的结论是“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增加了死亡率”，另一篇的结论是“蔬菜、水果、豆类摄入量高降低了死亡率”。但是，蔬菜、水果和豆类，都富含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碳水化合物对于健康的影响需要分开讨论，比如添加糖、精制碳水化合物和粗粮。

第三，混杂因素会影响到结果，尤其是人们的健康意识。比如在欧美发达地区，人们有更好的健康意识，从而可能有更多对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比如遵守医嘱、合理的睡眠、控制饮酒、食用“推荐的食物”等等。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人们接受的健康生活指导会少一些。所以，评论作者认为，人们的健康意识，可能是这项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混杂因素。

在启蒙思想家的眼中，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公平最理性的创制了。除了推崇教育的文明中国，他们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用考试这么科学的方法择仕选官。用考试去决定社会的上升流动，实在要比靠出身和阶级公平得多、理性得多。从历史角度来看，说中国是个考试的国度，并不完全是种贬称。

然而，考试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它是一套硬化的标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有些孩子不大会考试，但他可能具有考试考不出来的惊人才华。所以由古至今，制度总会为少数人开一扇方便之门，比如说“举荐”。如今欧美许多名牌大学都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吸收考试不行的“特优生”，或者凭学生被公认的惊人成就破格录取，或者倚重某些可信人物的大力担保。

考试本来是公平的，考试之外的多样途径本来也能弥补考试的不足。但是每一个社会都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有钱人的孩子的确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他家有钱请家教，能送他上学费比较贵的名校，所以他考试成功的机会也就比较大了。就算不看考试，理论上富家子弟的表现也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见过世面，面试的时候比较有自信，而且他会得到不少音乐艺术等校外教育的熏陶，容易发展出一般同龄人所没有的能力。

教育是种社会再分配的体系，怎样不让富者恒富，精英永远是精英，这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拿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来说吧，大家对它们的印象就是“精英贵族名校”，也就是说它们不只精英，而且贵族。如果你中学是在伊顿或哈罗这些地方上的，你进牛津、剑桥就有一半的保证了。于是英国的“重点大学”都有扶助困难学生的奖学金，几十年前还开始了中学校长推荐的计划。他们会请一些较贫困地区的中学校长推介少数极有潜力的学生，给他们特殊的面试机会。饶是如此，直到2007年，牛津大学也还是只有1/10的学生来自穷困家庭。

去年8月，备受舆论压力的牛津大学终于公布了一项惊人的计划：它的入学导师会在挑选学生的时候格外注意学生的地址，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较为差劲的小区，如果是的话就要优先对待了。牛津入学登记处总监麦克•尼克松（Mike Nicholson）说：“只看成绩太残忍了。我想确认一个学生是否来自高等教育机会比较稀少的地区，我们应该让他们打破障碍。”这个计划用心良苦，但又有不少人嘲讽它是“住址博彩”，以学生的住址掩盖了学生的真正的能力。怎么做都不是，可见教育的公平实在是个不容易对付的难题。

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
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斡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骡马而服驹駼。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伸钩，索铁歙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坎井之无鼋鼍，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

淮扬菜与鲁菜、川菜、粤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淮扬菜，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系是淮安、扬州、镇江三地风味菜的总称；“淮”即淮菜，以淮安为代表，“扬”即扬菜，以扬州、镇江一带为代表。明清以后，淮菜和扬菜开始相互渗透、逐渐融合，并糅合南北风味于一炉，从而形成了统一的菜系。

古运河把海、黄、淮、江、钱五大水系贯通，立时将扬州提拔到全国烹任人才、技艺、原料交流枢纽位置，北方的豆、麦、杂粮、油料南下，南方的粮、茶、果、盐、水产北上，统统会师在扬城。而隋炀帝三幸江都，将长安、洛阳中原美食，随龙舟带进扬城隋宫，进而外传民间食肆。

扬州，因地处海上丝绸之路北上赴京的咽喉重地，至唐代，发展为东南经济中心。“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扬州饮食市场被刺激得火爆了，厨艺精湛了。李白诗云：“玉瓶沽美酒，衔杯大道间。”这一切因素，使淮扬菜发展到一个新高峰。

宋庆历八年春，一代文学巨匠欧阳修给扬州美食界带来福音。这位醉翁常携宾客举行平山堂饮宴，文章太守，挥毫万字，樽中看取美食文。此后，苏轼又至扬州，与四学士飞雪堆盘烩鱼腹，明珠论斗煮鸡头，开创了给淮扬菜系注入文学新鲜血液的先河。淮扬菜典雅俏丽的文人风格由此而起，其后经年不衰。

公元1125年，宋徽宗在金人入侵之际，仓惶南逃进了扬州城，“小市春灯煮百羊”，要吃要喝；时隔一年，徽钦被掳，高宗携社稷皇室四万人也逃进扬州城，“行在”玉烩金齑不空口，也要吃要喝！扬州城虽遭掠，但饮食业在亡国背景下得到畸形推动也是事实。

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清康熙、乾隆盛世，淮扬菜进入了第二高潮。朱元璋对淮扬菜情有独钟，命扬厨专司内膳；从扬州起家的明成祖朱棣夺权登基以后，迁鼎北京，随宫北上的扬籍厨师多有其人，这是淮扬菜系进京扎根的正式记录。据《食在宫廷》介绍，清帝喜吃的菜有100多款，其中淮扬风味菜如红烧狮子头、清炒虾仁等达60多款。典型的例证，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扬州任巡盐御史，每年都要贡献南味给清圣祖康熙，所谓“水落鱼虾常满市，湖多莲芡不论钱”。常年进贡不懈的是笋，因为康熙喜吃春笋，每次南下必食，曹寅多次进贡扬州燕来笋以博皇上“朕心大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标志性事件的宴会都是淮扬菜唱主角：1949年开国大典首次盛宴、1999年50周年大庆宴会等，都是以淮扬菜为主。

后人评价淮扬菜，常用“贵”字。这应当与两淮盐商与河务官员豪甲天下的饮食消费有关，这也是淮扬菜得以壮大的一大保障。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说：“扬州土著，多以盐务为生，习于浮华，精于肴馔，故扬州筵席各地驰名，而点心制法极精，汤包油糕尤擅名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