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关注实体书店的命运，呼吁政府加大投入。2005年全国共有国有书店网点11897处，供销社网点3200处，集个体零售网点108130处。而到2009年，国有书店网点减少为9953处，供销社网点减少为1636处，集个体零售网点减少为104269处，三类网点4年就分别下降了16.34%、48.88%和3.57%。

从我们日常生活体验也可以看出上面数据的真实性，譬如社区周边的几家大超市，早前都有上百平方米的书店开设其中，现在多已让位于其他商品摊位。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获得资讯与知识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譬如通过手机就可以实现在线阅读。

除上述因素外，还有政府对中小书店扶持缺位的因素，政协委员张抗抗在提案中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对传统书店的发展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一些国营新华书店完成了连锁模式改造后，市场化动力不足，民营书业渠道由于缺少政策扶持，在网络书店的巨大冲击下，很多都没有找到有效的发展路径。

那么，世界各国对中小书店又是如何予以政策支持的呢？法国政府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加拿大政府为独立书店购置电脑设备支付一半的费用；德国政府不仅免征书店的所得税，还在增值税上给予书店优惠；日本和韩国政府制定图书最低折扣以保护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处于平等的竞争舞台。图书阅读，不仅关乎整体国民素质，也体现政府的人文情怀。中国社会正在转型过程之中，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进驻到城镇之中，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主动顺应形势，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小区规划中，都要通过增加书店与文化设施数量，以体现人文关怀与对市民的文化福利回馈。

我们一方面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减免书店税负；另一方面，要实行城市建设达标制度。如果新建社区中的城镇图书馆、中小书店与所住人口不成比例，即视为不达标。要督促相关部门追加投资，或政策扶持，特别是大型超市里，更应该通过减免税负设立书店，让书店离普通民众更近一点。

我们期待政府有更积极的作为，有新思路与新方式。在支持基层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切忌一味造大的剧场、体育场馆，那样只会使文化高雅得远离民众。

在大学生文化和生活价值观上，问卷通过多选题型考察大学生的文化生活趋向，大学生喜欢的十类文化排序分别是：传统经典文化、现代文化、古代文化、民间民族文化、通俗流行文化、异国文化、全球共同文化、宗教文化、前卫(超前)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大学生作为一个高知群体，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态势，大学生既热衷于现代文化，也保持对传统经典文化最浓厚的兴趣，只有小部分的大学生自认比较喜欢前卫文化和后现代文化。

在考察法律意识方面，问卷主要通过考察公民解决纠纷的途径来反映公民的法律意识。问卷设定了三种纠纷解决途径，即法律途径(“遵循法律和政策规定解决”)、行政途径(“找单位和领导帮助解决”)和武力途径(“通过恐吓、武力或其他施压方式解决”)三种，大学生在纠纷解决方面的选择情况分别为67.6%，28.9%，3.5%。应该说，只有极少部分大学生采取武力途径解决纠纷。在法律常识方面，大学生对法律性质的正确认识高达91.2%，在对我国已经颁布的部门法的了解上，选择“宪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继承法”、“婚姻法”的分别为：96.7%、94.7%、93.7%、89.8%、95.1%，几乎都在90%以上。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大学生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和维护法律。

在知识产权方面，93%的被调查者知道“世界知识产权日”，76%的被调查者明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现在是从‘制定’转入‘实施’”，48%的被调查者关注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受理的《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大学生在科学意识方面，大学生自认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选择“按他人意志办事”的仅占6.3%，选择“据自己兴趣办事”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占45.6%、48.1%。而对“科学发展观”，表示“明确知道”的占35.7%，表示“知道一些，不太明确”的占58.6%，而表示“不知道”的占5.6%。

在科学行为方面，大学生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考察的重点。大学生自认“很少遇到问题”的仅占22.7%，而认为“经常遇到问题”、“善于发现问题的原因”、“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善于解决问题”四项的选择比例分别为：57.1%、43.4%、39.5%和37.2%。

海洋石刻遗产是我国海洋遗产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类物质文化遗产类别。所谓海洋石刻遗产，通常指的是分布在我国海岸带地区、以石为载体、表述海洋社会文化主题的各类石刻，也包括一部分位于内陆地区的涉海石刻。海洋石刻遗产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是历代涉海人群的重要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信息。
中国很早就有利用海洋及刻画海洋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期，滨海地带生活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头作为表述工具，如东南沿海一带的贝丘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保存下来的太阳崇拜石刻，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海洋石刻艺术。秦汉以来，随着滨海地域逐渐得到开发，人们利用海洋的活动日渐频繁，海洋石刻也相应增多，并最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海洋石刻遗产。从田野调查可见，我国各地目前留存下来的海洋石刻，广义而言，可以分为石刻建筑、石刻造像、石刻文书等三大类别；从狭义上说，海洋石刻遗产指的是石刻文书，即以石为书写载体的各类涉海文书，如摩崖石刻、碑铭等。①
单就狭义的海洋石刻遗产来说，可从内容上分为海防与海疆安全、海洋生产与管理、海洋宗教文化等类别。其中第一类海防与海疆安全相关的海洋石刻，包括历代海防与记功类石刻。历史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尤其重视海疆安全，因此不少滨海地区留下了海防将士的石刻印迹，典型者如福建省诏安县的一个明代海防所城——悬钟所城中，保存着29通明代海防卫将领巡视当地海防时留下的摩崖石刻。是目前我国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海防官兵石刻文书，集中展现了明代东南沿海卫所的社会网络与文化活动。②
还有相当一部分海洋石刻遗产属于海洋生产与管理类别，典型者如泉州九日山上保存的10通宋代海交祈风石刻，是记载宋代泉州当地的海洋航行仪式习俗的珍贵石刻资料，也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记录，同样，在福建沿海不少港湾地区，还保留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坞界碑”，这些也是反映当地海洋生产的石刻记录。此外，一部分海洋石刻还涉及历代官府对于海洋的管理或当地社区对于海洋活动的习俗规定。③
在目前留存的海洋石刻遗产中，比较集中的是第三大类即海洋宗教文化石刻。历代滨海、岛屿地带人群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海洋神灵信仰，由此产生大量海神宫庙，典型者如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滨海区域普遍存在的天后宫，按照地方习俗，新修或重修当地重要公共文化空间的行为，往往伴随着竖碑纪事的仪式活动，这些涉海宗教碑铭，因为保存了历代修建涉海宫庙的记录以及捐助者姓名、捐助银两数目等内容，为我们今天深度了解历史上海洋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石刻文书资料。④
近年来，由于城乡建设、工业发展与海域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包括海洋石刻遗产在内的海岸带文化遗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保护处境。尽管一部分标志性的海洋石刻因为各种原因被列入各级文物名录，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相当多的海洋石刻还缺乏基本保护条件，一些涉海碑刻因为无人看管，不仅遭人随意拓印，甚至被凿挖盗卖。对于海洋石刻遗产而言，在人为破坏及日常损坏之外，另一个较大的威胁是海洋灾害与污染侵蚀。海洋石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外露性。除了一部分保存在宫庙或其他公共建筑内的海洋石刻，相当多的海洋石刻都是处在海岸带的公共区域。比如传统时代“勒石示禁”的习俗，使得绝大多数的涉海示禁碑，都要竖立在渡口、海港、渔村等醒目的公共空间，从而暴露在自然界中，容易遭受台风、海啸、海水酸化侵蚀等海洋灾害带来的严重损害。

在大学生文化和生活价值观上，问卷通过多选题型考察大学生的文化生活趋向，大学生喜欢的十类文化排序分别是：传统经典文化、现代文化、古代文化、民间民族文化、通俗流行文化、异国文化、全球共同文化、宗教文化、前卫(超前)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大学生作为一个高知群体，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态势，大学生既热衷于现代文化，也保持对传统经典文化最浓厚的兴趣，只有小部分的大学生自认比较喜欢前卫文化和后现代文化。

在考察法律意识方面，问卷主要通过考察公民解决纠纷的途径来反映公民的法律意识。问卷设定了三种纠纷解决途径，即法律途径(“遵循法律和政策规定解决”)、行政途径(“找单位和领导帮助解决”)和武力途径(“通过恐吓、武力或其他施压方式解决”)三种，大学生在纠纷解决方面的选择情况分别为67.6%，28.9%，3.5%。应该说，只有极少部分大学生采取武力途径解决纠纷。在法律常识方面，大学生对法律性质的正确认识高达91.2%，在对我国已经颁布的部门法的了解上，选择“宪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继承法”、“婚姻法”的分别为：96.7%、94.7%、93.7%、89.8%、95.1%，几乎都在90%以上。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大学生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和维护法律。

在知识产权方面，93%的被调查者知道“世界知识产权日”，76%的被调查者明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现在是从‘制定’转入‘实施’”，48%的被调查者关注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受理的《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大学生在科学意识方面，大学生自认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选择“按他人意志办事”的仅占6.3%，选择“据自己兴趣办事”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占45.6%、48.1%。而对“科学发展观”，表示“明确知道”的占35.7%，表示“知道一些，不太明确”的占58.6%，而表示“不知道”的占5.6%。

在科学行为方面，大学生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考察的重点。大学生自认“很少遇到问题”的仅占22.7%，而认为“经常遇到问题”、“善于发现问题的原因”、“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善于解决问题”四项的选择比例分别为：57.1%、43.4%、39.5%和37.2%。

故宫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象征。近年来，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发挥应有的社会文化担当的基础上，故宫综合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自营、合作经营和品牌授权等多元化合作方式，将故宫文化元素进行多样化的产品转化，创造出多种实用有趣，又与馆藏文物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以及背后的故事相互关联的文创产品。同时，积极寻求与多品牌多行业的跨界合作，为故宫文创提供了更加现代化的表达。目前，相关衍生品数量已经突破一万种，此外，故宫还推出了具有教育娱乐功能的APP，开放数字馆等，使故宫文创不仅仅限于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而是从文化形象的塑造到创意衍生品的打造，从实体产品的创作到影游内容的开发，从线上营销到线上线下体验购买，以及从行业内到行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对故宫文化进行全方位宣传和多角度渗透。

由于我国博物馆机构存在层级、藏品资源、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多数博物馆机构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应在坚守文物历史事实及本真性的前提下，加强对文物资源的历史内涵、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的传播再创造。围绕更好地诠释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发挥好博物馆满足公众获取知识、实现自我提升功能等目标，来做好文创产品的创作设计，以及品质和内涵提升。我国博物馆进行文创产品开发，关键是要找到博物馆所拥有的资源与市场资源的嫁接点。实践中，在如何使用、谁来使用藏品元素开发文化产品这些问题上，国内不少文化单位和企业还有不同的认识，亟需规范。

实际上，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但非全部职能。在保证发挥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前提下，博物馆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非基本、个性化或更高层次的文化服务。未来需优化分配机制，将博物馆文创销售所得的部分收入，作为博物馆文创研发、绩效奖励和市场运营的支出。同时，应该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发展业绩纳入博物馆评估定级和绩效考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