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这一新生名词迅速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词语，因为它隐喻了社会的变革发展中正在形成的重要问题，即教育在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所具有的效用与价值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平等开放与普适化的教育是社会个体成员获取社会地位与资源，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青年学生通过接受教育，积累知识、技能、经验与才干等人力资本，使自己在职业变换、居住迁移、身份地位的改变等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平等社会，然而现如今“蚁族”的出现和蔓延，或明或暗地表述了另一种事实与逻辑。它反映了在当今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的过程中，教育所铺架的向上流动的梯桥出现了明显的短路和断线。

在现代社会中，相对于金钱财富、权势身份以及关系网络，教育更有助于开放平等的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也是社会中间阶层得以形成壮大的重要条件。但是教育的这些效用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相比而言，钱财、权势和关系的向上流动效用，依赖于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需求与交换，靠的是在这样的需求与交换基础上所形成的市场。【①】存在着交换的可能，形成了这样的市场，他们【②】可以推动向上的流动与地位资源的获得，【③】这样的一个市场缺少合理的规则和公正的秩序。

但教育效用的实现则不仅需要有体现教育价值的和力资本的市场，更需要有掩护与保障市场公正的规则与机制。这些规则与机制包括公正开放的市场竟争规则、公平合理的收入公配机制以及完善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缺少了这些，教育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将难以实现其应有的竟争能力，教育所产生的收入回报也将难以得到稳定的增加和提高，最终的向上滚动和抢位获得的功能效用将难免大打折扣，那么，在不断的社会流动五阶层重构的过程中，教育所拥有的促进社会平等、培育社会中间阶层和建构社会理想与价值的功效和用用无疑的靖然失色，以知识技能见长的新兴阶层也终将难以成为支撑起社会中间阶层的稳定和坚实的社会力量，对比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与清醒的认识，在改进教育体制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地完善和健全相关各方面市场与社会的规则和机制。

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土族是全国2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自古崇尚彩虹，这里因此被称为“彩虹之乡”。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发展条件受限，贫困就如大山一样横亘在眼前。直到2015年，班彦村的129户人家依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严重缺水、交通闭塞，是典型的“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正是脱贫攻坚，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村民们在山上住的是土坯房，风蚀雨侵、烟熏火燎，连墙面都成了炭黑色。如今，班彦新村紧邻省道，家家户户通自来水，步行10多分钟就可以到镇卫生院，小学就在旁边，幼儿园有校车接送小孩，镇中心学校也只有两三公里远……后顾之忧少了，村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高了。通过组织烹饪、电焊、开挖掘机等专项培训，2018年全村就有67人外出务工。

山大沟深、土地瘠薄，对于祖祖辈辈困守在这里的班彦村民而言，有些人一辈子都盖不起新房。实施易地搬迁，一下子把他们挪穷窝和盖新房这两个“最大的包袱”给解决了。搬迁后，班彦新村实施了村道硬化、村庄亮化、文化广场、人畜饮水、环境综合整治等工程，补齐了基础设施和发展条件的短板，解开了脱贫的“死结”。2018年，青海省将班彦新村纳入《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传承保护规划》，投入专项资金扶持民族特色发展项目。“十年九旱，靠天吃饭”，这是过去班彦村的真实写照。搬下山后，在各级政府帮扶下，村集体经济“破零”，产业扶持资金到户到人，全村初步形成多元增收渠道。依托当地特有的八眉猪品牌，给每户在集中养殖区配套建设了36平方米的猪舍。全村八眉猪存栏最多时超过1200头，户均年可增收3000元，与相关企业合作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户均年收益2500元。

土族盘绣2006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没有渠道与市场对接，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变不成收益。2018年班彦新村组建土族盘绣合作社，并与知名电商合作，使盘绣逐渐成为民族特色产业，带动了全村145名妇女就业，有的绣品还远销国外。由于长期受贫困困扰，过去村民们对奔好日子缺乏信心，驻村干部介绍，脱贫攻坚实施之初，“扶起来立不住，立住了走不动”的现象比较突出。驻村干部积极推进建章立制、移风易俗，以扶促教、以教助扶，引导村民实现从“要我发展”向“我要发展”的观念转变。搬迁前，村里娶媳妇的彩礼一般都在15万元以上，因婚致贫比较多，搬迁后，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村规民约加以引导，彩礼少了一大半，在2019年的“班彦感恩纪念日”上，村里还增设了“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脱贫光荣户”表彰等活动。

在搬迁过程和产业发展中，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严格按照程序，始终公开、公正、公平地实施房屋分配、项目推进、资金收益分配等群众最为关心关注的重大事项。用真心真情换取信任。全村47名党员，都积极参与农民讲习所的宣讲和每月一次的“固定党日”活动。村干部普遍感到，只要增强组织凝聚力，发挥党员的带动作用，就能融洽干群关系，把村里的每项工作做好。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这些创造发明，无疑应归功于妇女，因为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妇女是家里的主人，必然首先从事这些活动。这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残余，例如云南傣族和台湾高山族的制陶都由妇女来承担，而男子仅从事挖土、运土等辅助性劳动或甚至根本不参与其事。但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已开始有所变化，如云南佤族和台湾耶美族中，制陶已成为男子专有的职业，妇女则降为辅助性劳动。这些现象提供了陶器出现之后，有关男女分工的变化和社会分工发展等方面的有用资料。此外，上述少数民族制陶工艺方面的发展过程是：从泥条盘筑到慢轮修整，从露天平地堆烧到棚内平地封泥烧制，这正代表了由手制向轮制过渡的早期形态，由无窑向有窑过渡的初级形式，这些都为探讨原始制陶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详细地说明我国陶器的起源，目前尚感资料不足。不过最近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陶器都比较原始，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华北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遗存。这些发现不仅有利于探索陶器的起源问题，同时还揭示了正是在这些遗存的基础上，才发展成为后来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阶级社会的商周文明，它们在制陶工艺和器形的发展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甄皮岩的陶器也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碳十四断代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它们同后来华南地区的陶器发展也有着直接联系。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可能分布着更多的早期陶器的遗存，在不断发展和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整体，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瓷和瓷器，成为我国特有的创造发明，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据研究，屈原《九歌》诸篇原始底本的大致族属与时代能概括如下：《东皇太一》《东君》，源于五帝晚期海岱地区东夷集团虞舜族的《韶》乐；《河伯》《云中君》，源于夏代中原地区夏族禹启以来的《虬歌》；《大司命》《少司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颂诗；《湘君》《湘夫人》《山鬼》，长江中游楚地楚族流传久远的山川祭歌颂诗；《国殇》，流传于楚国的爱国战魂祭歌；《礼魂》，以上各篇共用的“乱辞”。在商代早中期以前，楚族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阶段在黄河中下游，且与夷、夏两集团有密切关系。在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之一颛顼氏主要活动在海岱与中原地区，曾得到东夷集团的远祖少昊氏族的帮助。颛顼之后，有祝融八姓，亦与东夷少昊、重、黎、中原各族关系密切。为此，东夷集团《韶》乐、华夏集团《虬歌》，为楚族所熟悉，并为屈原整理《九歌》时有所保存。

而屈原，“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是王室贵族子弟的师傅；又为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因此，屈原熟悉本族的历史文化，进而整理编组了《九歌》。本来，各血缘氏族部落只祭祀本族范围内的天体神、山川神和祖先神，相关的祭器、礼仪、乐舞歌辞也只限在本族内流传。此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然而，屈原还是将不同区域、族属、时代、内容的祭歌颂诗与楚国的《湘君》诸篇合编在一起了。这不是屈原冒天下之大不韪。西周盛行的体现血缘管理的井田制、宗法等级制、家族世袭制等，到春秋时代开始动摇，至战国时代则几乎瓦解——各诸侯相互征战，血缘纽带已被解构。因此，血缘基础上的“民不祀非族”“祀不越望”的规矩已不复存在。这样，屈原将不同族属的祭歌颂诗合编在一起，完成综合性的《九歌》，也就成为可能。

楚国发展到楚威王时，国力达到鼎盛。楚怀王即位，承父盛业，在苏秦游说之下，联合韩、魏等六国攻秦，是为合纵。当时的楚怀王意气风发，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据《汉书•郊祀志》：“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此际任左徒的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谓君臣相得。因此，言《九歌》是屈子为国君修饰润色，欲以却退秦师，也信而有征。

孔子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官礼乐作为标准删编《诗经》。结果是，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以及十五国之外的民歌被删除，甚至进一步引领时代的理性自觉，“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本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作了历史化改造，而失去了其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但楚氏族带着北方夷夏原始巫术宗教文化，反倒与当地固有的苗民巫风习俗相融合，而得以持续发扬。屈原既“博闻强志”，深知楚族及夷夏古族的远古历史文化，又担任左徒与三闾大夫这两个与巫术宗教活动有关的职位，最终造就了《九歌》特别的原始文化。《九歌》是我们认识远古部族文化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