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今天，世界上超过15亿人使用筷子，也就是说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用筷子进餐。西方学者林恩·怀特等人根据取食方式，将世界文化一分为三，分别是手指取食、刀叉取食、筷子取食所构成的三大饮食文化圈。筷子取食方式主要流行在亚洲地区，筷子的发明地中国更是典型代表。

②但是在古代中国，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主要的饮食工具，出现最早且被用作主要取食工具的是“匕”，是一种状如匕首、介乎刀和匙之间的餐具，长柄浅斗，像今天的汤勺。

③饮食史专家倾向于把食物分为两类：谷物类和非谷物类。以就餐而言，前者显然更重要，因为在许多地方，“吃一顿饭”通常就等于“吃了一种谷物”，无论是大米、小麦、小米还是玉米。在汉语中，“饭”泛指所有煮熟的谷物；在现代语境中，“饭”通常指的是“米饭”，也有可能指其他谷物煮熟的“饭”。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了谷物食品的重要性。在汉语口语中，非谷物类食物被称为“菜”，有时被称作“下饭菜”，有的方言中直接称为“下饭”。由此可知，“菜”的主要功能是辅助人们摄入谷物食品。

④在古代中国，“匕”之所以是主要的饮食工具，是因为中国人最初就是用“匕”来取用谷物食品的，筷子最初则是用来夹取非谷物类食品的。这两种配套使用的餐具，在文献中被称为“匕箸”，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勺子和筷子”。在“匕箸”的表述中，“匕”在前，“箸”在后，显示出勺子在进餐工具中的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显示的是中国古人食谱中“饭”与“菜”的主次关系。今天在朝鲜半岛，我们仍能看到这种饮食传统的延续。就像中国古代的饮食习俗，朝鲜或韩国人通常用勺子取食谷物食品（即米饭），而用筷子夹取非谷物类的食品。

⑤古代中国人和今天朝鲜半岛居民用勺子和筷子来进食，反映了饮食和文化的双重影响。从上古到唐代，中国北方以及朝鲜半岛的主要粮食是小米。这是一种适合该地区气候的作物，既耐寒又抗涝。不过小米烧熟之后不像有黏性的稻米易于团成块状，因此更适合煮成粥。根据中国礼仪文献，食粥用勺子更好，筷子则主要用于从有汤的菜中夹起食物，或夹取非谷物类的食品，是一种次于勺子的进餐工具。

⑥筷子的角色在汉代发生了变化，这与小麦粉制成的食品（如面条、饺子、煎饼和烧饼等）在此时开始变得日益流行有关。考古发现证明，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用臼和杵研磨谷物制作面条。世界上最早的面条就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现的，其原料是小米，有超过四千年的历史。到了汉代，由人或动物带动的石磨逐渐普及。除了小米，中国人也开始研磨小麦。这可能是受到中亚文化的影响。在研磨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小麦加工方法之前，中国人煮食完整的小麦，即“麦饭”，至少在中国，小麦的食用经历了一个从“粒食”到“粉食”的过程。这一转化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在面粉出现之后，许多地区仍然保留了食用麦饭的传统，不过毫无疑问，是面粉把小麦变成了更受欢迎的谷物食品。到了唐代末年，即10世纪初，小麦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足以动摇小米在中国北方农作物中的霸主地位。

⑦而在南方地区，稻米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主粮，南方居民可能很早就使用筷子来取食米饭和其他配食。在宋代，由于选用了来自越南的早熟新品种，水稻产量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得到很大提高。到了明代，水稻种植面积持续增长。此外，大约从明代甚至更早开始，人们渐渐采用了合食制，即大家一同坐在桌旁进食，筷子被用来夹取所有食物。于是，勺子渐渐丧失了原来取用谷物类食品的功用，而主要用来舀汤，从以前用来吃饭的“饭匙”变成了“汤匙”，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方法，曾经被毛泽东同志比喻为过河的桥。基层治理涉及千家万户，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情况下，工作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关乎基层治理成效。不难设想，如果把基层群众代表召集到正规的会议室，主持人再提醒几句、强调几点注意事项，很可能有的群众就不敢吐真言，更不会听到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心理学研究表明：只有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人的紧张心理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缓解，才会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学会运用正确的工作方法，是基层干部的“必修课”，是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变化的是方法，不变的是初心。“_____________________”这句话，点透了深入基层调研的核心要求。好的工作方法都是从基层群众中学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干部深入基层调研，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只有善于把心交给群众，既做到“零距离”又实现“心贴心”，才能听到群众的真心话、实在话，从而及时发现问题，找准症结并制定出科学的整改措施。但少数干部去基层调研时，压根儿就不想发现问题，要么先预设结论，合结论的就认同，不合结论的就选择性忽视；要么事先打招呼，设计精品路线，遮蔽问题角落；要么精挑细选群众，设定该说什么，什么不该讲。诸如此类的调研，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意识，实际上是心里没有群众，不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
什么是作秀，什么是真正联系群众，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焦裕禄带领县委一班人的风雪夜火车站之行，让大家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教育，增强了率领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的坚定决心。日常工作中，经常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工作方法千差万别，但只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把谋求群众利益当家业，真正把群众装在心里，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涵养“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就一定能够集中群众智慧和力量，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