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

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

2003年8月，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了歌舞剧《云南映象》，《云南映象》提出了一个新词：原生态。2004年，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6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致力开发的资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象》的启示。这个歌舞剧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文官们的相互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了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

日常工作中，如果一件事发展得太过顺利，我们总会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这样的直觉是有道理的。澳大利亚和法国的研究者们最近在某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了为什么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果时，它反而可能有问题。他们将此称之为“一致性悖论”。

研究者以证人指认犯人为例研究了一致性悖论，发现在辨认嫌疑人过程中，系统偏差可能来自多种心理偏差，如警方给证人展示照片的方式、证人自身的个人偏见等。而研究者发现，哪怕是细小的偏差都会对最终的整体结果产生极大影响。具体来讲，即使在1%的辨认过程中施加偏差，如暗示某人是犯人，最终当3个以上的证人意见一致时，他们的意见就不再可靠。有趣的是，如果_______，那么其他证人正确的概率反而会大大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可以用数学中的贝叶斯分析来说明。以扔硬币为例：如果我们有一枚硬币，扔到正面的概率为55%，而非普通硬币的50%，只要扔的次数足够多，就会发现正面向上多于反面向上的次数，进而发现这个硬币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投掷结果中正面向上的次数显著多于反面向上时，就会意识到出问题的是硬币，而非概率定理。同样，根据概率定理，很多证人同时得到一致结论的可能性极低，所以更有可能的是系统出了差错。

在警方组织的嫌疑人指认中，指认同一个人有罪的证人数目越多，这个人真正有罪的概率就越大。然而，这只适用于没有任何系统偏差存在的理想情况。实际情况中，当指认同一个人为犯人的证人数目增加到一个值以后，该嫌疑人真正有罪的概率反而会下降，最终与随机指认毫无差别，且系统偏差越大，概率下降得越早。比方说，如果你让证人完成一项较为容易的任务，比如从一堆香蕉中找出一个苹果，所有人都几乎不会出错，多人结论一致的情况就可能出现，而指认犯人要比在一堆香蕉中找到苹果复杂得多。模拟显示，如果_______，他们认错人的概率会高达48%，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证人同时指认一个人为犯人的概率就相当低了；但如果_______，他们认错人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多个证人结论一致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会提高。

在法律领域之外，一致性悖论还有很多用武之地，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加密技术。数据加密通常通过确认一个很大的数字是否为质数来进行，这个判断过程的错误率要达到非常低才行：低于2的负128次方才可以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差错就是计算机故障。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宇宙射线会导致电脑将一个合数误认为质数，毕竟这件事发生的概率只有10的负13次方——但要注意，这个概率要大于我们所要求的误差（2的负128次方），所以这类误差主导了整个过程的安全性。正因于此，加密协议所宣称的安全程度越高，实际的过程就越容易受计算机故障影响。

一致性悖论虽然听起来违背直觉，但研究者解释，一旦我们了解了足够的信息，就能理解它了。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人获得生存与生活的本领。不管一个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能继续自己的生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但我们的教育一直有一种忽视和轻视日常生活的倾向，在教育中一直将知识的学习与日常生活相脱离。日常生活一般是不会纳入到学生的学习内容的，学生的学习与他的日常生活是分离的，他只有学习的任务，而将日常生活交给他人，交给父母去料理。在知识学习与养成教育中，日常的、世俗化的生活更加边缘化。未来、理想、职业、人才，包括财富、明星、时尚等等，在这些传统大词与流行的概念与价值观中，总是难以寻觅到日常生活的影子，嗅不到人间烟火味，看不到油盐酱醋茶的坛坛罐罐。

其实，从人类的延续与个体生命的保障来说，日常生活比什么都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起了丰富的知识、规范、伦理与精神。由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包，它涉及到了人与这个世界、与自然广泛的联系。我们知道自己身体的秘密吗？如何使它更健康，更能给我们提供劳动的保障？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安排与周围人群的关系，如何与亲人相处？我们知道食物来自哪里，它们又分别是在哪个季节与我们相遇，它们的性格如何？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又该如何应对？我们了解春夏秋冬，日月晨昏，了解节令的内容和地方的风土人情吗？我们该如何才不至于悖逆时日，违反了“规矩”？这些看起来确实平常，以至习焉不察，但从尊重人的生命、从以人为本的最基本的生命伦理来说，它又确实会给人全面的教益，是我们所必需的。

千万不要认为日常生活与精神无关，与形而上学无关。一个真正懂得日常生活的人是能够从中发现思想，不断体会到精神的高度的。一花一世界，一木一天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与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始终交相辉映。这样的精神首先在于人道与人性，日常生活的世界首先是此岸性的，它关乎人的生命，关乎人的幸福。承认日常生活的意义，就是表明人的肉身与感官享受的正当与合理，只有它，才是幸福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