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00-1911年的社会政治变动，真正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所读到的辛亥革命史著作，而是鲁迅的小说。从那里，我才真正知道各色人等是如何经历一场变革，他们不同的心态、经历、际遇、沉浮。在一个个非常生活化的、普通的空间里，被作家塑造和加工了的人物形象是栩栩如生的、可信的，他们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情境。在这里，辛亥革命不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事件，而是每一个经历者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们的历史写作中，重大事件往往是被高高地架起来的。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鲁迅小说对历史事件的描写真实生动
历史写作往往不能给人以鲜活的印象
小说的史实陈述比历史学著作更真实
撰写辛亥革命史应该借鉴文学的手法
猴子听说牛老大要请一名家庭教师，于是前往应聘。他在水田里找到了正在耕作的牛老大，双方商定了相关事宜。第二天，猴子要去任教，临走时，他拱到水塘里把身子涂了一通污浊泥水。母猴见了觉得奇怪，问他为何如此。猴子说：“昨天我见牛老大就是这模样，大概他们家就兴这个，我是入乡随俗，拉近关系。”牛老大望见猴子脏兮兮的模样，满心不高兴，大声呵斥其离开。猴子惊诧地问道：“你昨天不就是这样吗？”牛老大边关门边鄙夷地回了一句：“我那是在水田里劳作！”。
这则寓言故事给基层公务员的启示是：
努力工作才是群众最欢迎的
深入调查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拉近群众关系并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了解人民诉求才能解决人民疾苦
我有很多书想读，却读不进去，以致很多想了解的学问，都难以了解。牟宗三先生回忆年轻时在北大读书，有一天得到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这怎么可能呢？这部书一直放在书架上，我曾多次打开它，但都读不进去。有一次，我在美国作家迪拉德的《听溪者的朝圣》上，看到这个说法：《道德经》写的是“生活的艺术”。对于只有五千言的老子《道德经》，我从来没有读通过，因此无法得出一个贯通的看法。于是，我以“如何生活”的角度去读，结果第一次读通老子，并且得出中心思想，感觉非常不错。
这段话表达的主要观点是：
找到合适的角度读书则更易读通
书读不通便不能了解更多的学问
只有自己感兴趣的书才能易读通
某些理论性较强的书应多读几遍
某市宣传部举办为期一周的专题讲座，讲座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一共有四个专题，分别是：宏观政策、社情调查、网络办公以及文化传播。已知一天只能安排一个专题讲座，再加上要考虑教师的时间安排，此次讲座在总体上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每个专题至少进行一次；
（2）每个专题不能连续进行两次；
（3）宏观政策专题不能放在周二进行；
（4）文化传播专题或者放在周三或者放在周五，也可能这两天都是文化传播专题；
（5）社情调查专题放在周二时，文化传播专题就不放在周五。
根据这样的要求，从周一到周六的讲座专题可以排列为：
宏观政策、社情调查、文化传播、网络办公、宏观政策、宏观政策
宏观政策、网络办公、社情调查、文化传播、网络办公、社情调查
宏观政策、社情调查、文化传播、网络办公、文化传播、宏观政策
网络办公、社情调查、文化传播、宏观政策、网络办公、宏观政策
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所以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可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的反映下层人民生活面貌，我觉得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对莫言的观点理解不正确的是：
作家搞创作应该揭示生活本质，因为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
日常生活中不一定保持本色，但写小说时必须勇于突破，胆大包天
文学艺术就是应该展现本我，暴露黑暗与社会不公正，揭示人性的恶
文学作品应保有生活的本我，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我10岁的时候，就辍学回家当了农民，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我竟然成了一个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我在农村度过了漫长的青少年时期，在这期间，我把周围几个村子里那几本书读完之后，就与书本脱离了关系。我的知识基本上是用耳朵听来的：就像诸多作家都从老祖母讲述的故事里汲取了最初的文学灵感一样，我也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祖母，还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还有一个比我的爷爷更会讲故事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村子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我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从他们嘴里听说过的故事实在是难以计数。
这段文字的关键词是：
耳朵 阅读 回忆
耳朵 阅读 灵感
阅读 故事 灵感
阅读 故事 回忆
宋代学者称杜甫为“圣手诗者”，这主要是指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而言。他们把杜甫视为“集大成”者，认为他是位无体不工、无美不备的诗人。到了后世把杜甫简称为“诗圣”，这突出了杜诗的道德含义（郭沫若称其为“诗中圣哲”也是此意），符合杜诗中的儒学内涵。“诗圣”的名号，使得杜诗所确立的“忧国忧民”精神逐渐成为了主流理论。不管你是否赞成，但都不能不承认诗歌写作应该反映现实和关注国家与人民的命运。南宋诗人就说：“忧时本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这是赞成诗人应该忧国忧民的。也有不赞成的，明代的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提倡个性解放，不同意诗人应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他在《显灵官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中说“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仔细咀嚼诗意，可见袁氏虽然不赞成此说，但还是把“忧君爱国”看做当时诗歌创作中大多数诗人所遵循的原则。
下列叙述中，不属于称杜甫“圣手诗者”或“诗圣”的根据的一项是：
杜甫在诗歌史上地位很高，人们视之为“集大成”者
杜甫写诗技艺很高，无体不工、无美不备
杜诗中“忧国忧民”精神是诗歌界主流理论
杜诗中有伦理价值思想，儒学内涵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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