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某省加大扶持贫困残疾人力度，财政投入扶贫资金3816.3万元，比上年大幅增长18%，扶持贫困残疾人员56561人，脱贫35110人，享受优惠政策的贫困残疾人117727人，比上年增加3%。

截止2012年底，城镇残疾人员安排就业人数共227192人。其中，集中就业25135人，按比例就业合计91384人，个体及其他形式就业110673人。农村残疾人实际就业630900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515278人，从事其他形式就业115622人。

2012年城镇残疾职工参加社会保险133546人，城镇残疾居民参加社会保险235584人。2012年有14个区县确定为中央新农保的试点县，试点地区参保新农保22717人，参保率为34.5%。其中重度残疾人参保占19.9%。

城镇纳入各类生活保障的残疾人共计147438人。其中，已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87922人，集中供养3758人，临时救济22423人，定期补助33335人。农村纳入各类生活保障的残疾人共计339075人。其中，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共有221132人，五保供养18146人，临时救济32719人，定期补助67078人。

截止2012年底，省、市、县、乡级残联实有人员5591人，比上年增加11.8%。全省21个地级市中的3个地级市与121个县（市、区）中的61个县（市、区）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全省1589个乡镇街道中已建残联1547个；全省19435个村（社区）中已建残协10537个。

2016年，全年原创首演剧目1423个，扶持了100名京剧、地方戏表演艺术家向200名青年演员传授经典折子戏。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共汇聚67台参评参演剧目和1000余件美术作品，观众达40万人次。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共有966个项目获得立项资助，较2015年增长了32.7%，资助资金总额7.3亿元。

2016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2301个，比上年末增加1514个，从业人员33.27万人，增加3.08万人。其中各级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表演团体2031个，占16.5%；从业人员11.52万人，占34.6%。

全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230.60万场，比上年增长9.4%，其中赴农村演出151.60万场，增长9.0%；国内观众11.81亿人次，增长23.3%，其中农村观众6.21亿人次，比上年增长6.2%；总收入311.23亿元，比上年增长20.8%，其中演出收入130.86亿元，增长39.3%。

全年全国各级文化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共组织政府采购公益演出13.90万场，观众1.17亿人次。利用流动舞台车演出11.31万场次，观众10381万人次。中央直属院团全年开展公益性演出1335场，其中赴老少边穷地区演出241场，面向老红军、留守儿童等演出132场。

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场馆2285个，观众坐席数168.93万个。全年馆内艺术演出19.09万场次，增长39.5%；艺术演出观众3098万人次，增长8.6%。其中各级文化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场馆1265个，全年共举行艺术演出6.81万场次，增长25.0%，艺术演出观众2589万人次，增长8.4%。

年末全国国有美术馆462个，比上年末增加44个，从业人员4597人，增加502人。全国共举办展览6146次，比上年增长16.8，参观人次3237万，增长4.8%。

在当今知识社会，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化，各种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各种学说流派、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带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很难再出现通晓各门学问的宗师大家了。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主要看其涉猎学科领域、通晓概念术语的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标准。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和文明守望者，未必一定要绝顶聪明，重要的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成为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

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学理的要求，也是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_____________________”。另一方面，即便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所掌握的知识只能是浮萍飞絮，这样的人很容易趋炎附势，物化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

学品如人品，评判学品高低，辨别人品优劣，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要从知与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断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知行能够统一，知识的修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够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秉持多重价值标准，势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所以，有没有道德品行的自觉自律，对知识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当学业失去了道德内化的意义，成为单纯牟利的知识工具时，离自欺欺人也就不远了。辨别学者的理论观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够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

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关于“韦编三绝”

“韦编三绝”是说孔子读《易》次数之多，竟把编联简册的编绳翻断了多次。此语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对“韦编”的“韦”如何理解？新版《辞海》的解释是：“韦，熟牛皮。古代用竹简写书，用皮绳编缀，故曰韦编。”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其一，现代的形声字古代常常写作假借字，汉代文献中此例不胜枚举。汉代许慎《说文》有“经，织从丝也”。许慎所用的“从”，即今之形声字“纵”字的假借字。我们既知“纵”字在汉代实写作“从”，那么我们把汉人（司马迁）写的“韦编”读作“纬编”是合乎汉人用字常理的。纬编即编联简册的纬绳。因为古人常把纵横称作经纬，所以《说文》又称“纬，织横丝也”。简书的竹简是纵向排列的，犹如织布帛的经线，编联简册的组绳则是横向编联的，犹如织布帛的纬线。据此，把横向编联简册的组绳称作“纬绳”、“编纬”是理所当然的。其二，古代简书并不一定是用皮绳编缀的。陈梦家在《汉简缀述》中写道：“所用以编简札为册者，多为丝纶。有时写作‘编’。”荀勖《穆天子传》记“燕郡魏冢所出‘皆竹简素丝编’，《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襄阳古冢所出《考工记》‘竹简书，青丝编……’居延出土汉简册，则用麻绳。”毫无疑问，所谓“素丝编”“青丝编”都是指的丝绳。出土简册，则木简仅见用麻绳。除了“韦编三绝”的“韦”被译为皮绳外，尚不见任何关于用皮绳编联简册的记载和实物。

2012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5404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35万人，死亡人口966万人。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69395万人，同比增加327万人；女性人口66009万人，同比增加342万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人口71182万人，同比增加2103万人；乡村人口64222万人，同比减少1434万人。

2012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7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84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710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88万人；乡村就业人员39602万人。

2012年末，0~14岁（含不满15周岁）人口22287万人，占总人口的16.5%；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占总人口的69.2%；60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

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其中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增长5.4%；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增长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