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刊登的一篇美国科学家的论文说，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四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也较小，而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发生类似现象。另据英国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这些结论引起了科学家的担心，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不安。

苏格兰科学家普斯陶伊的转基因土豆研究，情况却有所不同。去年秋季，普斯陶伊称，自己一项未经发表的实验结果表明，年幼老鼠在食用转基因土豆10天后，其肾脏、脾和消化道都出现损伤，而且免疫系统也遭到破坏，他由此推论，转基因产品对人体也会有类似影响。他的结论据说得到了14个国家20名科学家的认同，但英国最具权威的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该学会组织的6人专家组经过详细评估发现，他的研究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操作和数据上，都充满漏洞，他的结论无法成立。然而，这场在英国引起并跨出国界的轩然大波却至今未平。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生物技术，这一点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美国是转基因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据统计，美国的大学、科研机关和企业等已经开发出上百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其中仅有43个品种的安全性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确认。面临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正在进行大面积种植与大量出口以及由此引发争议的现状，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郑重承诺，将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看来，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也是应当注意吸取任何一种现代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教训的。

人类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员，作为有智慧的生物，人类从这个生物圈中受益很多，用野生植物做药物就是其中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年有40%的药物来自野生植物的提取物。这里还未包括古老民族都有的传统疗法：直接用野生植物做药，中医的草药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你牙疼，西医解释为细菌感染，用杀菌的消炎药治疗；中医却解释为“上火”，用清热的草药治疗。无数实践证明两种方法都有效，但哪种解释有道理，人们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了。

用高倍显微镜可以看到造成发炎的细菌，因此人们不怀疑西医的科学性。但是，中医说的“上火”，却令人难以解释。于是有人就把中医斥之为“不科学”。事实上，只是因为中医的道理更深奥，过去的条件不成熟，无法理解它而已。

中医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得以初步建立。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医学的最高成就，他所采用的切脉、望色、闻声、问病四诊法和当时广为流行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战国晚期出现的《黄帝内经》是当时医学的集大成著作，它第一次提出了脏腑、经络学说，成为日后中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原理，为临床诊断提供了理论说明。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正如英国《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博士所说，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归功于人们对基因复制和蛋白质制造过程越来越多的知识，现在的医学界已经认识到，人类的疾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些制造过程有关。细菌或病毒能致病，是因为它们可以侵入细胞，影响这些复制或制造过程。当前化学家们在研究分子自复制和自组装过程，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如成分、浓度和酸碱度等，也会影响这些过程。比如烟酒过度后，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会变得有利于细菌或病毒侵入后非正常复制或制造过程，因而致病。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的这种状态，就是中医说的“上火”。在服用了中药后，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变得不利于细菌或病毒侵入后非正常复制或制造过程，因此逐步恢复正常。

目前，解开中草药科学原理之谜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正需要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直接观察中药是如何影响细胞的物理化学性质，并进而影响基因复制和蛋白质的复制和生产。实现这种观察有不少技术上的困难，需要中医、西医和化学、物理学家们通力合作才能解决。

但是，当这个谜解开后，中医的每一点并不一定都可以用西医的理论来理解，反之亦然。中医把人这个复杂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和治疗，西医则从微观结构来观察和治疗人体。按照物理学的说法，这两种观点是互补的，每一种都是对另一种的补充，每一种都没有包含全部真理。因此，最好的医学应该是中西医相结合的医学。

古人比较重视步行，无论是走路的速度，还是步形、体态都有较为明确的划定和区别。步行须遵制合礼是古代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以右、前为尊。道路之上，男居右行，女居左行；与父辈外出，小辈随后相从，不得逾前；与兄弟朋友外出，须并行，有如雁阵，不得超速领先。否则为越位，越位即越礼，要受到非议。在古人看来，走路的速度、方式须在不同的场合有所区别。《尔雅》说：“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东汉人解释，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即后人所说的奔跑，如果不遵此行走，无疑既不合礼，又不合理。汉代还明文规定在帝王面前要“疾趋”。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或皇上特别亲近的人，可以免去此礼，当然那是独沐皇恩、荣耀无比的事了。在官场之中，则有“趋礼”之说。对趋礼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若行走迟缓则要遭到斥责，甚至有降职免官的危险。县令拜谒知府若行步迟缓，知府的守门人便可斥责县令。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在不背道逾礼的情况下，古人也十分讲究步行美，以此体现人的性格情趣和风度教养。先秦君子步行鸣佩玉，既喻示着君子言行举止要符合德行的要求，而佩玉之声伴随着步行的节奏，又显示出一种庄重和谐的美。对待步行，儒道两家态度素不相同。儒家容美于善，道家容美于真。因此，庄子曾尖刻地批评了学行于邯郸的寿陵余子和亦步亦趋效仿孔子走路的颜回，借此嘲讽了儒士们拘守礼义、失去故我的荒唐。但同时，寿陵余子和颜回的行为又侧面反映了一种“时尚”。寿陵余子认为首都邯郸人的步法独特优美，有节有度，有仪有威，是有许多可学之处的。颜回步、趋、走、奔处处要学孔子，除了他遵守纪律外，起码在他的眼里，这些是非学到手不可的特技，是他人无法企及的极美的东西。汉末至魏晋时代，随着儒学的日益衰落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人们对美的崇尚与追求更为显著，因此节度迟缓不迫、举止舒泰优雅的步行，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修养、气质和风度的重要标准，常为品评者称誉。乐府民歌《陌上桑》载秦罗敷在拒绝使君求婚时，就夸说自己的丈夫：“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古人还把与步行有关的词语用来表情达意。如常见的徘徊、彷惶、踟躇、容与等，就被演化为举步不定、犹豫不决的意思。“徒跣”一词，原义是脱掉鞋子赤脚走路，后演化为表示发怒、着急、匆忙和痛苦的情感。徒跣又如倒屣，碰到身份特殊的人或情状特殊的事，需急遽迎接或前往以示重视时常用此词。刘邦赦免了萧何，萧何“徒跣入谢”，即是表示急速前往致谢的意思。

步行这个简单的行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文化现象，这对我们是不无裨益的。

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为什么呢？

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

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

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

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

比如，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

“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