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明宗敕令国子监雕印“九经三传”,史称“五代监本”,被视为官刻之始。官刻,尤其是中央政府主持的刻书,往往会令官员精加校勘,慎选手书写版样,刊印精良。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中载有至正六年(1346)刊本《宋史》的牒文,从中可以看到:元代政府为了保证刊刻质量,甚至不远千里送到江浙等行中书省来刊印,所动用的提调官、儒官多达19人。尽管当时国家财政困难,无专款拨给,只能利用江浙行省的贡士庄钱作为刻印费用,仍雇佣良工巧匠,不惜工本,初印也不惜使用上等纸。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官刻过程十分繁琐
元代政府重视文化
官刻发展历史很悠久
政府重视文献的官刻
把下面几个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一段文字,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1)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
(2)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
(3)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4)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
(5)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
(6)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
(7)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
1-4-6-5-7-2-3
1-6-5-4-3-2-7
2-7-1-4-6-5-3
2-3-1-4-6-7-5
①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②据专家介绍,早在春秋以前,人们已用土圭测日影的方法,测定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大节气
③《尚书·尧典》是有关测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时间的最早文献
④《淮南子》中有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完整记载
⑤战国时期,二十四节气已经出现,只是个别名称位置不同
⑥二十四节气主要形成于黄河流域,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享
将以上6个句子重新排序,最正确的一项是:
①⑥②⑤③④
②③⑤④⑥①
①③②④⑤⑥
⑥②③⑤④①
张三、李四得知,共有甲、乙、丙、丁等4支代表队分获了15个项目(分别以序数表示)的奖牌,其中,
甲队获得第1、4、12项目的奖牌;
乙队获得第2、4、7、8、11项目的奖牌;
丙队获得第4、5、6、12、13项目的奖牌;
丁队获得第1、5项目的奖牌。
王五从四支代表队获奖的15个项目中挑出一个单独告诉了李四,而将获得该项目奖牌的代表队名称单独告诉了张三。
王五对他们分别讲完,李四就说:“我不知道是哪支代表队获得这个项目的奖牌。”
张三听了,就说:“我知道那个项目了。”
李四马上也说:“我也知道那支代表队了。”
据此,可以推出王五挑出的代表队和项目分别是:
甲队,第1项目
乙队,第4项目
丙队,第12项目
丁队,第5项目
“民众的幸福感只能是民众自己说了算,官员、学者、媒体说了都不算。”广西社科院研究员黄耀东表示,量化的幸福感指数只是衡量幸福感的一个方面或一种方法,不能完全代表民众的幸福感。目前,衡量幸福感的指标较片面,而且不同国家、不同学者选用的指标不一样,心理学家偏重心理因素,社会学家偏重社会因素,经济学家偏重经济因素,由于选择标准不同,所以无法测试出准确的幸福感。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奚恺元设计的幸福感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和谐程度等三类主要指标,人情味、交通状况、医疗条件、教育质量、自然环境、房屋价格、物价水平等,成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阅读上面文字,关于“幸福感”的指标问题,下面说法恰当的一项是:
“民众的幸福感只能是民众自己说了算。”因此“幸福感”是无法测量的
不同国家、不同学者选用的指标不一样,所以无法测试出准确的幸福感
量化的指数只是衡量幸福感的一个方面或一种方法,不能代表民众的幸福感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奚恺元设计的幸福感指标,成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中国古代的责任司法意味着司法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出了错案必须承担责任。在法家思想中,责任司法的理论源于责任行政的理论,因为当时司法权和行政权不分家。责任行政的理论要求行政执法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为此,秦朝制定了完善的监察制度,对行政执法进行了严密的监察,对执法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当时,司法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因此,对行政权的监察包括了对司法权的监察。监察主体如发现司法人员有司法不公问题,会对其惩戒。可以说,监察制度是当时司法责任制得以确立的前提。秦朝的司法责任制具有开创性,《秦律》中规定的“不直”等罪名就是例证。责任司法也是一种“治吏”司法,法家提倡“明主治吏不治民”(实际意思是治吏重于治民),要求将整治官员作风纳入法治化轨道。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的是:
中国古代的责任司法的涵义
责任司法的本质和历史意义
责任司法内涵的产生和历史嬗变
我国古代责任司法和法家思想的渊源
红树植物之“红”不在于树叶,而在于树干、枝杈,其断裂面露出的单宁物质非常容易氧化,从而呈现红色,这就是其名称的由来。红树生长在海边潮水涨落的污泥滩涂环境,必有高超的生存之道——其拒盐、泌盐的功能就是一种“妙招”。红树林组成树种之一——蜡烛果,又名桐花树。与大多数红树植物一样,蜡烛果的根系具有超级的“拒盐”本领,长期的海洋环境适应性演化使其发展出极具特色的“半透膜”构造,不仅可以将海水之中的盐质拒于体外,而且有能力从高盐海水中汲取生命活动所需要的淡水。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蜡烛果等红树类植物的根系也难以完全阻止盐分入体,而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分泌盐分。分泌结构是植物(体表或体内)的一些特殊细胞或细胞群,可产生一些次生代谢物质并分泌出去。这些次生代谢物包括挥发油、生物碱、有机酸、树脂、杀菌素和蜜汁等。蜡烛果具有分泌无机盐的结构——盐腺。
根据这段文字,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红树植物得名于其树干、树杈的表面呈现红色,其树叶并不为红色
海边潮水涨落的污泥滩涂环境属于高盐环境,不利于普通植物的生长
红树植物通过“半透膜”构造,可以将海水完全过滤成其需要的淡水
蜡烛果等红树植物区别于其他植物的特点在于具有产生次生代谢物质的分泌结构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于2015年1月份发布《2014年上海综合交通运行年限》年报显示,2014年上海交通供需矛盾进一步突出,交通高峰时段延长,拥堵呈常态化。自2010年世博会以来,上海中心城区城市道路里程约4865公里,增长仅为3%;城市道路面积105平方公里,增长8%。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人小汽车数量的持续增长:截至2014年底,上海机动车保有量为304万辆左右(不含外省市号牌车辆),较2013年底增加20.5万辆,增幅为7.2%。数据显示,与2013年同期相比,2014年上海快速路日均交通总量增长约7%、中心城越江交通日均总量增长1.2%、高速公路日均车流总量增长约13.2%。
在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上海中心城区道路拥堵的累积时间延长,形成了早、午后、晚三个拥堵高峰、并逐步呈现午后高峰向晚高峰延伸,与晚高峰时段逐渐连成片以及早高峰提前的趋势。2014年,在42个快速路交通指数区域中,高峰时段拥堵指数大于50、累计拥堵时间大于1小时,超过100个工作日拥堵的有8个常发性严重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浦西西部及西南面;在68个地面道路指数区域中有15个常发性严重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内环内商圈及医院周边。
随着机动车数量的与日俱增,城市交通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中心城区交通在一些时段和区域拥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居民出行常常陷入苦不堪言的境地。各大城市也在不断探索治理拥堵的良方,其中“限购”是各地共同的做法,北京市从2014年到2017年,增量小客车指标额度供60万个。年度配置指标总量由24万个减少到15万个,从而使机动车保有量到2017年底不超过600万辆。2013年底,上海交通主管部门明确车牌价格调控措施将长期化,确定了全年总体10万张车牌的投放量。2014年天津市小客车指标投放量供10万个,按月分配,采取摇号和竞价的方式配置。2014年3月26日,杭州市政府规定杭州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今后杭州每年汽车增量指标为8万个,按月度分配。
从行政行为角度看,各地采取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的做法具有_____的特征。
行政手段
政府主导
休克疗法
计划与市场手段相结合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于2015年1月份发布《2014年上海综合交通运行年限》年报显示,2014年上海交通供需矛盾进一步突出,交通高峰时段延长,拥堵呈常态化。自2010年世博会以来,上海中心城区城市道路里程约4865公里,增长仅为3%;城市道路面积105平方公里,增长8%。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人小汽车数量的持续增长:截至2014年底,上海机动车保有量为304万辆左右(不含外省市号牌车辆),较2013年底增加20.5万辆,增幅为7.2%。数据显示,与2013年同期相比,2014年上海快速路日均交通总量增长约7%、中心城越江交通日均总量增长1.2%、高速公路日均车流总量增长约13.2%。
在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上海中心城区道路拥堵的累积时间延长,形成了早、午后、晚三个拥堵高峰、并逐步呈现午后高峰向晚高峰延伸,与晚高峰时段逐渐连成片以及早高峰提前的趋势。2014年,在42个快速路交通指数区域中,高峰时段拥堵指数大于50、累计拥堵时间大于1小时,超过100个工作日拥堵的有8个常发性严重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浦西西部及西南面;在68个地面道路指数区域中有15个常发性严重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内环内商圈及医院周边。
随着机动车数量的与日俱增,城市交通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中心城区交通在一些时段和区域拥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居民出行常常陷入苦不堪言的境地。各大城市也在不断探索治理拥堵的良方,其中“限购”是各地共同的做法,北京市从2014年到2017年,增量小客车指标额度供60万个。年度配置指标总量由24万个减少到15万个,从而使机动车保有量到2017年底不超过600万辆。2013年底,上海交通主管部门明确车牌价格调控措施将长期化,确定了全年总体10万张车牌的投放量。2014年天津市小客车指标投放量供10万个,按月分配,采取摇号和竞价的方式配置。2014年3月26日,杭州市政府规定杭州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今后杭州每年汽车增量指标为8万个,按月度分配。
各地在探索治理城市拥堵的方案中,都强调对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就限购单项措施而言,其效果有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的可能,主要原因有:
汽车保有量的积累
现有道路资源承载力没有相应提高
部分公众出行需求没有兼顾
影响汽车生产与销售商的利益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于2015年1月份发布《2014年上海综合交通运行年限》年报显示,2014年上海交通供需矛盾进一步突出,交通高峰时段延长,拥堵呈常态化。自2010年世博会以来,上海中心城区城市道路里程约4865公里,增长仅为3%;城市道路面积105平方公里,增长8%。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人小汽车数量的持续增长:截至2014年底,上海机动车保有量为304万辆左右(不含外省市号牌车辆),较2013年底增加20.5万辆,增幅为7.2%。数据显示,与2013年同期相比,2014年上海快速路日均交通总量增长约7%、中心城越江交通日均总量增长1.2%、高速公路日均车流总量增长约13.2%。
在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上海中心城区道路拥堵的累积时间延长,形成了早、午后、晚三个拥堵高峰、并逐步呈现午后高峰向晚高峰延伸,与晚高峰时段逐渐连成片以及早高峰提前的趋势。2014年,在42个快速路交通指数区域中,高峰时段拥堵指数大于50、累计拥堵时间大于1小时,超过100个工作日拥堵的有8个常发性严重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浦西西部及西南面;在68个地面道路指数区域中有15个常发性严重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内环内商圈及医院周边。
随着机动车数量的与日俱增,城市交通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中心城区交通在一些时段和区域拥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居民出行常常陷入苦不堪言的境地。各大城市也在不断探索治理拥堵的良方,其中“限购”是各地共同的做法,北京市从2014年到2017年,增量小客车指标额度供60万个。年度配置指标总量由24万个减少到15万个,从而使机动车保有量到2017年底不超过600万辆。2013年底,上海交通主管部门明确车牌价格调控措施将长期化,确定了全年总体10万张车牌的投放量。2014年天津市小客车指标投放量供10万个,按月分配,采取摇号和竞价的方式配置。2014年3月26日,杭州市政府规定杭州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今后杭州每年汽车增量指标为8万个,按月度分配。
客观上,对小汽车进行“限购”,可以发挥的作用有:
有效解决城市拥堵的问题
直接限制小汽车的使用
有利于缓解因交通带来的环境污染
一定程度上促进公共交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