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15737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954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1587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565万人,参保退休人员4150万人。2006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728亿元,支出127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3.0%和18.1%。截止2006年底,基金累计结存1720亿元,其中统筹基金结存1056亿元,个人账户积累664亿元。
2006年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比上年增长23.9%,其中征缴收入5215亿元,增长20.9%。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971亿元,中央财政预算安排774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4897亿元,比上年增长21.2%。
2006年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374万,全年共有355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比上年增加53万人,全年共支付养老金30亿元,年末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54亿元。2006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1187万人,比上年底增加539万人。
2006年底,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327万人,比上年底减少35万人。全国失业保险基金收入385亿元,比上年增长15.8%,支出193亿元,比上年下降6.9%。截止2006年底,基金累计结存708亿元。
2005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额为:
1079.6亿元
1123.7亿元
989.4亿元
1201.9亿元
我国法的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
以事实为根据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党中央、国务院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和( )的基本方针。
“多予、少取、放活”
“改革、创新、搞活”
“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十二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
下列属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举措的是:
加强农民培训的财政投入,加速培育出一批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农业科技示范户和农民企业家
将小镇和农村地区收取的城市建设维护税优先用于农村人居环境公共设施建设和完善
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努力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根据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减少的趋势,优化村镇布局,促进村镇适度集聚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目标是:
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
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促使近代科学产生的外部原因中,清教主义的兴盛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学者们认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前提性的假设就是一种广泛传播、出自本能的信念,相信存在事物的秩序,特别是自然的秩序。科学史专家以具体资料表明:在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十个当中就有七个是清教徒,这一比例大大高于清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活跃的教士,而很多教士也鼓励或亲自投身科学事业;清教学校在其课程中也会设置自然科学科目。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清教主义在十七世纪盛行的原因
宗教与科学之间并非是绝对对立的
宗教对近代科学具有催生及促进作用
近代科学的前提性假设与宗教的渊源
在中国,所有公民都在宪法的保护之下。但是,在穷人得不到充分保护的资源语境下奢谈“保护富人”是相当危险而诡异的——它很可能对“贫富关系”造成舆情上的断裂与伤害。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市场经济舞台上,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群体的逐利本性与穷人的挣扎生存相比,似乎更值得我们警惕。
作者通过这段文字想表达的观点是:
奢谈保护富人是不对的
保护穷人利益是根本
要遏制为富不仁的现象
要在公平的前提下讨论贫富问题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作者反驳了以下哪种观点:
中国文化中存在糟粕
文化昌明时代社会治理更为完善
中国历史上没有法治
传统文化对社会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摩画了我国到2035年的法制蓝图。下列属于蓝图内容的是:
(1)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2)基本建成德才兼备、高素质法制工作队伍
(3)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4)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1)(2)(3)
(1)(2)(4)
(1)(3)(4)
(2)(3)(4)
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
根据文意可知,“个人主义”与思维方式最大的联系在于:
个人因为经常意识到自己是更大集体中的一个成员,从而也习惯以同样的方式观察世界,那就是分析式的推理
个人因为习惯于给自己的存在赋予更大的价值,从而也习惯将事物脱离出其背景来加以观察
个人因为经常意识到自己是更大集体中的一个成员,从而也习惯将事物脱离出其背景来加以观察
个人因为习惯于给自己的存在赋予更大的价值,从而也习惯将周遭物体和世界联系起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