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项原理复杂又十分个性化的生理活动。①记忆的形成机制尚没有确切的结论，如何衡量记忆的效果也是众说纷纭，更不要说对何时的记忆更高效进行判定和解析了。②无论我们记忆的是一篇文章还是一段旋律，都离不开相关神经元的活动。区别只在于有哪些神经元参与，有多少神经元参与，以及神经活动的频率高低等。当足够多的电活动使神经元开始形成稳定联系后，相关的记忆便得到巩固。③在这个过程中，神经元的活力、体内激素水平的高低，都会影响记忆的形成。④虽然人体是复杂的系统，但总会存在一个相对合适的状态。这个状态合适的时间，便是记忆相对高效的时间。而身体状态随着时间呈现出周期性调整，这是生物体存在节律性的一种表现。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三位研究“生物节律的分子机制”的科学家。人类用上百年的时间证明：生物体的状态随着时间的进展，受到内源性的调节。这种24小时的生物节律，完全是因为在生物体内有若干蛋白呈现周期性的相互作用。

记忆是一种生理功能，它的形成和巩固，需要相应结构的配合。功能依附在结构之上，结构越合适，功能便越强大。但是，究竟什么影响着记忆力呢？这完全因人而异，比如，充足的睡眠、愉快的心情、强烈的刺激，甚至是之前的学习基础，都可能是重要的因素。另外，人体内存在着一种自主性的生物钟。外部环境的改变，并不会对这套机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套自主性的生物钟，只是影响记忆的众多因素之一。我们并不能一刀切地宣布，什么时间是记忆最好的时候。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想要知道自主性生物钟对记忆的影响，需要先把其他所有因素都排除掉。被试者必须完全均一，不能有个性化的情感，不能有个性化的认知，也不能有个性化的饮食。这显然很难做到。

对记忆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改善我们的学习状态，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必要知道生物钟究竟影响了多少记忆。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测试结果可能和当地的气候有关，也可能和我们吃的东西有关······我们只要花一些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段做同样的学习，过一段时间比较效果，用这种方法摸索出适合自己记忆的方法。

跟电视一样，收视率对中国的电视和广告行业而言，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应用不过短短二十余年。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指标，因此不仅国内开展此类业务的经验还有待摸索和积累，而且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和机构也少之又少。如此一来，在当前收视率已经被看作电视、广告行业的通行货币的情况下，促进收视率调查的公开、透明和公平，就显得尤为迫切。根据美国、英国等开展该项业务较早的国家的经验，要真正实现收视率调查的公正、可信，不仅需要收视率调查机构本身的科学方法和诚信态度，更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调控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通过一组报道，让更多公众知道了收视率这个行业术语，了解了收视率调查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在获得了准确可信的收视率后，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收视率。说到底，收视率只是一个可供行业参考的数据，任何对其本身的攻击都只是______________，而如何将它用得科学、用得合理，却完全关乎从业人员的态度。

实际上，与收视率一样，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点击率、电影票房、图书销售量、剧院上座率等等一系列数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俨然将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各门类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殊不知，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却远不是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量化评估的。一味地追求与商业利益挂钩的数字效应，不仅不能反映产业发展的真实面貌，还难免使产业发展走向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收视率造假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不仅要警惕“唯收视率是瞻”，更要警惕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唯数字是瞻”。

斑头雁冬天的栖息地与海平面齐平，为了飞到夏繁殖地，斑头雁至少要飞到海拔5000米的高度，才能飞越横亘其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在这个高度，空气密度大概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因此鸟通过振动翅膀产生升力就要消耗更多能量。然而研究发现，它们通常一天之内就可以飞越喜马拉雅山，这些鸟本可以充分借助白天吹上山脊的南风来减少能量消耗，然而它们却要等到相对平静的夜晚，完全靠体力完成这一飞越。在飞行中，后面的鸟通常飞在前一只鸟的侧后方，形成“人”字队形。关于这种队形，有两种观点比较流行。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字队形与定向有关。斑头雁飞越喜马拉雅山时，需要找到和穿越几个高海拔的通道。斑头雁一生中会多次迁徙，通常由年长而有经验的斑头雁在前面带路。但为什么鸟要保持人字形，而不是一只紧跟一只？另外，似乎只有斑头雁这种体形较大的鸟才保持队形，小型候鸟成群迁飞时，通常是没有队形的，虽然它们也需要定向。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与速滑团体项目类似。为了减少因克服空气阻力而产生的体能消耗，速滑运动员会以一种紧凑队形前进，一名运动员在前，另外三名依次紧随其后。开路的运动员由于需要克服全部阻力，很容易筋疲力尽，因此他们会轮流在前。与之类似，带路的斑头雁也会不时与后面的鸟换位，但是为什么斑头雁不以直线队形飞行？飞行运动除了要克服水平方向上的空气阻力，还需要产生上升力以保持飞行状态。也许飞行时稍微偏移位于前面的同伴，虽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空气阻力，却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为保持升力而消耗的体能。

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推断。飞行中，鸟的翅膀会形成一股涡旋状的循环气流。来自右翅的涡流逆时针旋转，来自左翅的涡流则顺时针旋转，在鸟正后方，两股涡流都是向下的，两侧的气流都是向上的。如果鸟飞在同伴的正后方，则将处在向下的气流中，这会增加维持飞行状态的能耗；当位于同伴的后侧方时，则可利用向上的气流，得到升力。因为鸟的翅膀上下振动，所产生的涡流会随时间、空气不断变化。若想从空气涡流中获益，飞行时所处的位置必须非常精确。有人认为，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只有体型较大的鸟类才以一定队形迁飞，因为鸟拍打翅膀的频率与体型成反比。体型较小的鸟不太可能准确跟踪涡流。

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

氢是一种清洁的新能源。尽管对氢气等利用能源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如何制造出廉价的氢仍是当前的一项关键性课题。

从水中产生氢的一种途径是简单地把水加热，直到水分子分解成氢原子和氧原子。但是这两种气体必须立即分开，否则它们就会又合成为水。分离它们的一种方法是用一个有渗透性的薄膜①，这种薄膜能被极弱小的氢原子穿过，同时又把相对大些的氧原子拦住。

作为研究制造廉价氢气的一部分，以色列雷霍沃特市的维茨曼科学院研制出了一种满足上述要求的、耐高温的陶瓷薄膜②。已有的能渗透氢原子同时又不使氧原子越过的薄膜是由氧化镁和氧化锆等材料组成的陶瓷薄膜③。由于它只能在1750℃左右的温度下使用，所以尚不能真正地用于氢气生产。

用于氢气生产的薄膜必须能耐更高的温度。原因是温度越高，转变的效率越高。例如，温度到达2200℃时，就会有1/3的水能够有效地转变为氢和氧。

该院这个项目的主要研制者科干用特别处理过的氧化锆和氧化铈粉末配料，制成了能在2000℃高温下工作的薄膜④。他认为，还能进一步开发出能在2200℃左右温度下工作的材料。

新的薄膜能经得住高温的部分原因是材料的选配，另外，生产陶瓷的粉末经过特殊的处理也是一部分原因。粉末的每一颗微粒都很光滑，有粗糙棱角的极少。这就【】着一旦形成薄膜，他们中间就极少有棱角接触，因此就极少有熔融和烧结的机会。一些专家认为，科干的这项发明对于用加热方法生产氢气是一个关键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