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为什么呢？
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
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
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
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
比如，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
“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
根据文意，作者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的主要依据是：
流行病的存在是因为人类创造了允许病菌进化的社会条件
流行病的存在是人类发动战争的后遗症
流行病的存在是因为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污染和破坏
流行病的存在是因为人类聚居的生存方式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在政府的管理下，按照一定的法律和规定，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社会保障金为依托，为保障人民生活而提供物质帮助和服务的社会安全制度。
下列属于社会保障制度范围内的一项是：
下岗工人在街道办事处的帮助下申请了优惠贷款，开办了自己的工厂，为许多下岗工人提供了再就业机会
市领导在春节前夕探望了本市的孤寡老人，并为他们送去了食品、衣物及彩电等物资，希望他们能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节日
退休职工李大爷前不久查出了肺癌，手术及其他治疗共花费了几十万元，其中大部分的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机构报销
“希望工程图书室”项目的开展使得边远山区的学校也有了自己的图书馆，那里的孩子也能读到自己喜欢的书了
乐观，是指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状态，表现为关心事物的正向价值，并把最大正向价值作为其行为方案的选择标准，即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行为能力来承受和减弱原有负向价值对自己的不良影响，并使原有正向价值发挥更大的积极效应。
下列最符合上述关于乐观的定义的是: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风力掀天浪打头，只须一笑不须愁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偏见是一种缺乏客观依据、同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态度。在社会心理学中，偏见多指否定性、拒斥性的态度。歧视是指不以能力、贡献、合作等为依据，而是以诸如身份、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资源拥有状况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别对待的行为。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各项中属于偏见的是：
某售楼处只接待拥有20万以上资金证明的客户
某高校规定，年龄在50岁以上的讲师不能参评副教授
航空公司通常都给予头等舱的乘客更优厚的待遇
长久以来，女性的工作能力经常受到他人的质疑和否定
价值自认：指人们常常高估自己行为的价值，并从中获得快乐和美感。
下列属于价值自认的是：
小张毕业后刚到工作单位，幸运地分到了一套单身公寓。他花了半个月把房间布置得像新房一样，每天一走进去，心里就乐开了花
小星在校园机器人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后，他的父亲老吴整天乐呵呵的，逢人就夸儿子多么多么优秀
谢先生的成名曲一夜走红后，很快就跨入影视圈出演了多部电视剧，虽然观众反响平平，他却一直对自己的演技充满自信
老赵的作品获得了省书法协会二等奖，同事们纷纷前来向他表示祝贺，他暗下决心：明年一定争取拿到更高的奖项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的宗教首先都是一种祈求神力以增强对现世生活掌控的手段。此外，它还有道德教化作用，可以解释罪孽、蒙受的苦难、亡者的去向，为社会秩序与世俗权力的构建提供象征符号和隐喻，为永生的实现提供精神、仪式、身体方面的戒律。然而，中国的宗教从未产生过独立于宇宙存在的神圣观，而且支配人类所栖居的俗世的，并不是由超然物外的创世神设定的法则。因此，神圣和世俗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都受制于物质世界所固有的改变和转化之力。
下列说法与原文意思相符的是：
对世俗进行道德教化是中国人的宗教最重要的作用
与独立宇宙存在的神圣观相比，以现世生活为基础的神圣观能更有效地支配人类所栖居的俗世
自古以来，中国的宗教从未产生过超然物外的创世神
中国的宗教产生了将神圣和世俗有机联系的神圣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显示出强大的造富功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诸多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茅。与之相应，国人的财富观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这就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拒斥财富、恐惧财富，到今天的追求财富和拥有财富。的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我们日益走向富裕的新的社会发展环境下，确立正确的财富观，对财富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高了国民物质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的追求包括消除贫穷和贫富差异
国人应认识财富的价值和意义
国人的财富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研究表明，语言不仅仅是人们用以交际的工具，也不仅仅是相关文化的载体，还是人类社会的认同源泉和认知机制，是文化的生命。语言一旦失落，文化即无法继续生存和发展。一如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促使不同文化共同发展繁荣，它们之间相互改造、相安共存。所以，多元文化格局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良性文化生态。语言不断灭亡，文化生态便不断遭受破坏。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有一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只说一种语言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走到了尽头。”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语言的产生
语言生态状况对文化生态状况有重要影响
语言多样化对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语言的民族性依赖于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
文艺的完整形态，从根本上是创作主体和接受客体的双向生成。文艺家对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总是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出发点，总是要以唤起一定对象的审美体验为创作归宿，进而实现创作的意义。有抱负的文艺家，总是要致力去描写、服务和影响创造历史的中坚构成和主体力量，推动美好社会理想的实现，从而获得深广的社会效应和艺术价值。
关于这段文字，以下理解准确的是：
推动美好社会理想的实现，是文艺家应持有的创作立场和出发点
文艺家在文艺中反映的立场和出发点与他的审美体验是相一致的
脱离接受客体的文艺就是脱离创造历史的中坚构成和主体力量
不能获得深广社会效应和艺术价值的文艺创作的形态是缺损的
贫困有时不仅是收入低下，还是能力匮乏。能力的根本是素质。文明也是一种素质，而且是更重要的素质。“贫困文化”的研究者早就提出，不但要关注穷人的生活状态，而且要关注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这种“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他们改变贫困的状况，而且会代代相传使贫困维持下去。当年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晏阳初先生，就认定乡村建设的根本之策在于治理“愚、贫、弱、私”，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国民素质的提高根本在于文明的发展
要大力提升贫困群众的发展能力
个人能力发展的根本是文明素质
提升贫困群众的文明素质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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